山～海～经

现在是一个传媒疯长的时代，一个消息从事件产生到传遍众口，用不了半天时间。网络的发达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事件绝不会像语言一样，一出口就已经宣告了其死亡。记录的便利，传播的迅速，结果就是掌故的爆炸。这年头像郑逸梅这样的人在世，大概没什么机会出位，任何一个名人，只要把他的名字打入低俗的谷歌搜索框，然后隆重地按一下回车，关于该人的八卦消息可谓是应有尽有。一人所知虽然有限，但是挡不住集思广益，众人拾柴火焰高啊。人们也已经不满足于在报纸的补白上每天一则地看八卦。八卦就是要汇集成书，胡吃海塞似地猛看。人家刘义庆一辈子才能写一本薄薄的《世说新语》，到了何良俊时代，技术大发展，一辈子也就写两大本续世说。而今天，《非常道》这样的书，一年能出好几本，就连黄集伟老师的语录，一年也保证有一大本，而且还有逐渐增厚的趋势，这怎不叫广大文艺八卦青年喜出望外，眼含热泪呢？

不过正因为如今八卦之易得，我们才敬佩古人之勤劬。试想刘义庆得认识多少人，才能听来看来那么多一手二手的乱七八糟的消息？当然，光知道某某某说了什么，还不算是八卦的境界所在。真正的八卦，那是“某某某说了什么，你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吗？那是因为………。”用一句哲学话语来概括，就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才算是修成了八卦的正果。当然，这个古人不用我们教也会。不但会，而且叉得精熟。所以古人就有个词儿专门称呼这类东西，叫做“本事”。你得知道本事，才算是真有八卦的本事，否则，免谈。

古人的本事一般都往诗里面钻。不但是因为“歌诗合为事而作”，更多的还是由于“诗缘情而绮靡”。例如“恨不相逢未剃时”，糖僧苏和尚到底是因为哪个娇滴滴的小娘子才痛恨起自己的小光头了呢？仅此一例，便可生无限遐想，又遑论其他。所以畅销书作手林琴南才把他的书叫做《巴黎茶花女本事》，一加“本事”二字，茶花女就有了赛金花般的神秘与诱人。林先生的手段，就算是我们今天也是要叹为观止的。

正如溥仪政府智囊团顾问委员王国维同志所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同样一代也有一代的本事。清学殿军章太炎先生熟读说文，喜欢跑到字典里去考本字。那么，唐代人不好这一口，反而喜欢写诗，于是就有了孟启先生的《本事诗》一卷。这书大概读过的人不多，可是知道里面八卦的大概不少。著名的人面桃花故事就是出自这书。其余什么破镜重圆，刘郎重到之类，也都是这书里的故事。唐代人写本朝诗人的八卦，有一种时代上的真实感，作者的笔法又有唐传奇的风度，一路写来，虽然着墨不多，故事中的人物却是各各跌宕自喜。

唐人的生活是健康活泼的，他们享受生活，高揭个性，毫无畏惧。像前面说到的刘禹锡重到玄都观，难得的是无论仕途起落都有诗人的激烈与平和。还有崔护以及刘禹锡的爱情故事，都很真挚，直白，不遮掩自己的情感，也都能得到好的结束。人们都有趣，像李章武遇到考不出试的和尚，虽是公务，却也能写一首诗打趣一下，然后把和尚放走了。被通缉的骆宾王听到年轻的诗人宋之问呕心觅句，也还是忍不住要出来，给续上一联妙对。他们的生活是真正的《诗》的生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才确实是种优雅。而这种优雅，则只能是源自于时代的风尚。只有在那样的时代，才会有李白，有杜牧，有白居易，而我们的这个不幸的市侩时代，只会有与邻居恶斗的钱钟书，只会有摸女人大腿的文怀沙，于是乎忽然之间，在这些人身上，这样那样的八卦和丑闻，就悲哀地冒了出来。

前几天看人写书评，说到钱钟书的优雅，在于其能够把玩知识而不带一种胜人之心。窃以为谈民国说优雅，能举的例子很多，胡适、朱自清、俞平伯、沈从文等人都称得上是优雅，但这优雅却是断断落不到钱钟书身上的。作者大概是忘记了宗璞《东藏记》里的尤甲仁夫妇，联大西迁之时，宗璞才十岁，可若是连一个十岁小孩都对钱氏夫妇留下这样的印象，想必钱是优雅不到什么地方去的。一个人谦抑和蔼的态度，跟究竟是不是从小开始把玩典故和概念，大约是没有任何必然联系的，倒是跟大环境的风气很有关系。我们这个时代，故作惊人语的不少，能真正平心静气跟人商讨一下问题的反而不多。所幸的是我们还有历史，还有多多少少的八卦，有那么多像《本事诗》这样的书，让我们去追怀美好的时代，然后对我们的未来，也开始充满信心与希望。

话说语言学和人种学都是人类学的分支，而人类学从其建立起就不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像人类学家沃尔夫所说的，人类学是人文学科中科学性最强的，也是自然科学中人文性最强的。其科学性毋庸赘言来自早期生物学的比较分类学和进化论，而其所谓人文性毋宁是一种种族的政治学。早期人类学家的兴趣主要集中于原始社会，希望通过对所发现的世界上的原始民族的研究，建立起进化论中从猿到人的缺环。人类学家同时也是白人殖民者，他们将俾格米人带到纽约的布朗克斯动物园，关在笼子里给大家观看，对于自认为拥有高度文明的白人学者，俾格米人或多或少不过是带有异国风情的新猩猩而已。当然问题的根子不在人类学，一种超越的，纯客观的，对人类或人类行为的研究根本无法由人类自身建立。正如王国维的词所说，偶开天眼见红尘，方知身是眼中人。学者本身是研究对象之一类，却同时担任了研究的尺度与坐标，这样的研究必然是荒谬的。在语言学中也一样。施莱赫尔基于进化论把人类语言分为孤立、粘合与曲折语，并认为具有丰富语法曲折变化的梵文是语言的最完美境界。这种观点之愚蠢自不待言，而其中的民族沙文主义心态也昭然若揭。现存的数千种人类语言，80%以上分布在太平洋群岛，往往一个岛上就可以有上百种语言，其形式也丰富多变，例如具有为广大印欧汉藏语言所无的施格形式等。从现在主流的语言类型学的观点来看，只有掌握绝大多数语言的蕴含共性，才能据之以为语言分类的标准，任何一种以“我”为万物尺度标准的普罗塔戈拉式的狂想，都是站不住脚的。

这篇日志当然不是讲语言。想扯的反而是一些政治的事儿。对于民族沙文主义来说，“我”是最容易定义的东西，小可收至一身，大可放至一国， “我”本身的利益诉求，是最直接也最容易体验的。而有“我”之同时必有“他”，定义“我”为文明好礼之种族，是仁之一端的人，则“他”就是夷狄，就是禽兽。日本人拿中国人做生物实验，要叫做“马鲁太” ，中国军人杀死日本士兵，要说打“日本鬼子”。希特勒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首先要声明犹太人是“蛀虫”。只有将“他”异化为非人，杀死之才是名正言顺。地雷崩了日本鬼子，人心大快，至于日本鬼子是不是慈父或孝子，是不是有孤苦老妪临行密密缝，甚至是不是还是春闺梦里人，这个没有人管。既已经为鬼子，杀之可也，谈过多的“他”的人的属性，哪还下的去手。

种族的天然屏障是语言，如果不是人种学家，日军和国军脱了军服基本看不出有啥不同，可是对着日军，我们就喊“打倒日本侵略者”，对着国军我们喊“自己人不打自己人”。为啥国军是自己人？因为说同一个话的是也。希腊人把野蛮人叫做barbarian，无非是鴃舌之意。语言的消亡也就意味着民族的完蛋，满族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如今会说满语的死到没剩几个，要说如今满族人有什么民族意识，实在是笑谈，难道大家聚在一起，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爱族之心？虽说今天的北京话，受旗人的影响还真不小呢。 

可见的是人种的相貌和语言，不可见的是藏在相貌语言后面的政治。任何刻意的对种族的区分，背后一定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承认大家都是人，那么无论语言肤色种族，大家有的，都是人性，世界上没有凌驾于人性之上的种族性，群体共性无非是环境共性的体现，橘生淮北则为枳而已。中国本身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按教科书上的话说，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是一部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我们不知道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有什么民族性，从今天来看，姓元的姓陆的姓石的姓慕容的，跟谁都是一个性。辽金元把宋人叫汉子，今天我们照样说蒙古人也是条汉子。这种行为也不是彻底的汉对胡的同化。今天的汉族人，照样把车站叫车站，照样羊肉酥酪和莼鲈绿茶通吃。更不提满大街的烤红薯，重庆火锅里各半的辣椒和花椒。这是往大里说。往小里说，无论历代政权如何，社会上从不存在自发的民族界限。年羹尧的官兵到了雅江，自然而然到那里安家，说的话也成了倒话。乌鲁木齐二道桥的热瓦普，一样卖给汉族人如我。想要学，可以给老师打电话，上门学习。也不说不教汉族人。传统艺术的传承亦是不分界限。至于满大街汉人饕餮的酸奶烤肉烤包子米肠子，则更是没有彼此。还是那句老话，人和人之间只有人性。文化有差异，交流才是常态。我们学会分民族，别语言，把人类学当作一门科学，不是用来选择打群架的时候靠哪边站的。学术当然离不开政治，但是政治到这个地步，就像是文革的血统论，不仅低级，而且恶心。

对于这次的韶关事件我没什么好评价的。包含敏感词的长篇大论自有王某人的书在。我只是觉得，无业或有业盲流不管是什么族，都会轮-奸-少女。而汉人们所愤怒的不过是“他”干了“我”的女人而已。其中的政治留待女权主义者去说罢了。至于把这个问题上纲到民族问题的，那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无耻了。当然我费心打那么多字，用心无非是跟一帮无耻的白痴理论，实在惭愧得很。不过相比身披寿衣嚣嚣然华夷之辨，趋时混名拉粉丝骗钞票的，却又一下子心安起来。

《道听途说》是本清代的小说集，作者潘纶恩，安徽泾县人。是个屡试不第的老秀才。泾县这个地方我去过，最著名的景点是汪伦送李白的桃花潭，可是我反而没去看。据书上说他家在“茂林之西山下”，这个地方倒是跟我有一面之缘。大学的时候曾经跟人去安徽旅行是经过当地，也有文章纪行。虽说只是匆匆经过，但乍看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倒是也和作者的文笔相配。

这人以做幕友为生，点校此书的陆林考证出来他去过很多地方，对江西、南京、芜湖、扬州等地都很熟悉。小说中的故事，除了自己亲所见闻的之外，大概也有不少正如其名，是“道听途说"来的吧。这人讲故事讲得很好，文笔也不拘谨，至淫亵处辄止笔，总觉得少了点意思，反而倒不如《阅微草堂笔记》和《子不语》之类放得开的好看。大概官大学问大，小节处也就不在意，反而是市井小儒，倒是要谨谨然守礼义之防的。

书里面卷十一有一个故事叫做《何东雅》，很有趣味。故事长，不能尽录。大致是说湖北药商何东雅，跟朋友去广西做生意，船到藤县赤水峡，遇到大风暴，于是弃船登岸。结果遇到一群羊，后面有一只人熊在赶羊，两人被人熊发现，一起赶进山洞，用巨石封住洞门。然后何东雅的朋友就被人熊给活吃了。何东雅在洞中发现被吃掉的猎户的铁叉，于是趁人熊睡觉的时候叉瞎了人熊双目，人熊疼痛暴躁，打开洞门，守在门口，等何出来。何于是混在羊群中逃出。回到船上，报告官府，带人回去，熊已经死在门口。

略熟悉希腊神话的人一看，便会发现，这故事跟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独眼巨人波吕非摩斯（Polyphemus）的故事何其相似。当然，从年代上来说，《何东雅》要比《奥德修记》晚得多，因此似乎不必太费心考证究竟何者为原型，这则故事想必就是个舶来品，不过已经本土化得很厉害。巨人变成了人熊，流浪的君王也变成了药商。故事最后还说何东雅被吓破了胆，所以“肤肉黄瘠”，这大概也算是中国人的创造了。

这则故事里面涉及的地名也是很值得玩味一下的。故事里的主人公是湖北，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广西。粤地向来是各种奇闻轶事的渊薮。虽说这地方建制可以追溯到秦代的郁林，但是在中部北部居民的想象中，南方从来都是充满着异国情调的荒诞世界。不必说没去过岭南的段成式采集了那么多关于岭南的传奇，就连亲身去桂林做过官的周去非，在其《岭外代答》里面也有很多无稽的记载。直到清朝，笔记里依然充满奇怪的百粤故事。因此，将故事设定在广西，不但符合药商的实际，也是为故事的发生精心布置了可信的舞台。而所谓人熊，其实就是野人。明清小说中充满了对于人熊主题的想象，例如凶暴，强壮，好与人交合等等，这个题目本身就可以写本书，这里且不谈。而故事的主角是湖北人，却不得不让我们想起神农架这个野人频发地区来。现代尚且如此，古代自不用论。因此，这故事中两个地名，看似漫不经心，其实作者早伏下草蛇灰线在那儿呢。

杨宪益先生曾考证过《酉阳杂俎》中灰姑娘故事《叶限》以及女巫故事《板桥三娘子》的东来。其余研究者也曾找到过《绳技》《李寄斩蛇》等故事与其西方原型之间的蛛丝马迹。然而这些故事大多是民间母题，其中很多元素尚不确定，偶有雷同，无妨附会。但如《奥德修记》那么著名的史诗故事的中国化，此一则却是仅见。

其实，何东雅这个名字就很值得推敲。“何”字在今日大部分南方方言中其主元音均为o，h音又是个不大清晰的擦音，所以何和o就没差多少。第二字的东，声母又是d，与Odysseus这名字正好对得上。其籍贯“郢东”，又不妨对上奥德修斯的故土Ithaca。王青先生曾考证过，欧洲故事从南海传入者甚多，其中辗转经过阿拉伯语，马来语等语言转译，自是多有讹变，发音不能略似，聊存大概而已。

    《冤魂志》，颜之推撰。四库提要据《文献通考》与《宋史·艺文志》定名为《还冤志》，余嘉锡《辨证》力辨之。这书隋《志》归史部，因此在日志归类里面也不妨心安理得放到史学类。最近看鬼故事很上瘾，于是被这本非常之标题党的书吸引了。光看书名，就觉得是阴风阵阵啊～不过实际上没有后世的书好看。颜之推文字清简，是好文章，不是好话本，真正看的人口水直流不肯放手的，还得是潘金莲醉闹葡萄架那样的才行……

    这本书的文史价值自有专业人士大成兄与z君等拊掌而谈，轮不到我等置喙。且拣些kuso的小段子讲讲，娱己娱人，功德哉。

     1.弓虽女的故事

     这书里面好几个故事都是讲女的搞男的，男的还都三贞九烈不给搞，于是女的去跟家主一讲，男的就人头落地……《杜伯》一则，说周宣王的小妾女鸠，要跟引进人才杜伯搞一下，杜伯不肯，女鸠就对宣王说，这人偷偷搞了我啦……于是杜伯就平白无故被杀了……这个还不算强的，还有一则《王济婢》更牛，说王济有个小佣人，摸黑找某女仆拿王济的衣服，结果女仆就要求推倒……这人居然说，不敢……于是雷人的情景出现了，女仆大人说：你不干，我就叫了！这人还是不肯，于是女仆大人真的叫了……强奸！可怜的小佣人自然是壮烈牺牲……这女仆莫非是仪态万方的石榴姐……？相比起来，《公子彭生》一则的文姜和《孙元弼》一则的桃英就不算什么了。不过《孙元弼》篇末有个有趣的小场景：孙元弼的鬼魂在水中出现索命，对着池边的人脸上就是一拳，这人流鼻血一升……没几天，死了。

    2.砍不断的脑袋

    《金玄》一则说晋明帝要杀力士金玄，于是金玄对负责砍脑袋的同学说：我头上筋多，一定要一刀砍断，我一定会报答你……结果砍脑袋的同学心不在焉，砍了好多刀，而且还不是在同一个口上……这位金大哥真是点儿背……最后自然是金大哥的冤魂跑来找这个砍脑袋的索命。唉，渎职罪，后果自负。

    3.色狼

    这是个关于异文的笑话。《张稗》一则，“有孙女姝好美色”句，校记曰：敦煌本作“殊好色狼”……

    4.小受与小攻

    《徐铁臼》一则：宋东海徐某甲，前妻许氏，生一男名铁臼，而许亡。某甲改娶陈氏。陈氏凶虐，志灭铁臼（这四个字啊，太牛逼了，简直是发愤图强么）。陈氏产一男，生而呪之曰，汝若不除铁臼，非吾子也。因之名曰铁杵（kuso……）。

   5.中国人自己的《南京·南京》

    都说日本人狠，中国人自己灭起自己人来也不带手软的。梁元帝大宝三年，江陵城陷于西魏，史载：“乃选百姓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皆杀之。” 《冤魂记》里面有一则《江陵士大夫》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事情。原文说：“江陵陷时，有关内人梁元晖，俘获一士大夫，姓刘。此人先遭侯景丧乱，失其家口，唯余小男，始数岁，躬自担负，又值雪泥，不能前进。梁元晖监领入关，逼令弃儿，刘甚爱惜，以死为请，遂彊夺取，掷之雪中，杖捶交下，驱蹙使去。刘乃步步回顾，号叫断绝，辛苦顿弊，加以悲伤，数日而死。”这段写得清简有力，笔法冷峻而动人，端的是好文字。

    6.敦煌本的一则小记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卷三考证写本《冥报记》就是后世所谓《还冤记》。提到在写本上有书写者的一则小札记：“中和二年四月十八日，下手镌碑，五月十二日毕手。索中丞以下三女夫，作设于西牙碑毕之会，尚书其日大悦，兼赏设僧，囗已下四人，皆沾鞍马缣缃，故记于纸。” 刻碑还是个挺隆重的事儿，要办个宴会，而且宴会的承办方是和尚。这则小札记实在是一则很好的唐代社会生活史料，很亲切。

如果要举一副我很欣赏的代表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对联出来，我很容易会想到十个字：“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十个字言简意赅，也说明很多道理。然而这并不妨碍我用我刚好足够卖弄的那点语法知识将其略作解构。我始终固执地觉得，这对联并不是向人陈述某种能够使人永保家庭延续的灵丹妙药，而是绝望中无奈的祈使。事实上道理很简单，延续家庭的绝对不是家长的忠厚程度以及读书的行数，相反由基因设定好了的性能力与精子浓度更能够决定这个家族是否能够永葆青春，一代胜一代地龙精虎猛。这个道理道金斯先生早就说过，人家姓道，自然是道理无穷，我在这儿多卖乖不过是徒招人厌而已。

相反，忠厚这种道德观念反而不是由生理因素所能决定的东西。因此反而需要将其写成对联贴在门上或者挂在中堂日日警醒。相比于不由自主通过遗传就被赋予的聪明，忠厚这个东西不经过反复操练都不见得能学到。而更糟的是，人一聪明就往往喜欢用自己锐利的眼光看透别人，却不记得给别人留块挡脸的遮羞布。我小学时候聪明无比，因此除了捉弄人之外甚至想不出什么更能激起热情的游戏，同学老师人见人恨。小学语文课上学赤壁之战，老师课后留了篇作文，我想都没想就学着罗贯中半通不通的文言就给写了个黄盖被射落水，吴军一败亏输。还给语文老师来了句“尔等犬豕之辈也。”当然语文老师们也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后来初中上课讲杨修，我在课上双眼迷糊，只听台上脸若冰霜的语文老师圆睁杏眼，断喝一声：“恃才傲物，不得好死！”吓得我三魂丢了七魄，抬头一看，老师正瞪着我呢。我一下就想起小学那个“犬豕之辈”来了，敢情这两位老师素未谋面，冥冥里倒是串通好了的？

我的聪明当然是遗传，家里人没一个不聪明的。我奶奶差点儿读了李四光的研究生，虽说最终连个正教授也没捞着。我爸大学里学的是英语，结果硬是靠自学变成了日语老师。我妈没赶上好机会读书，然而据说当年成绩也是极好的。三个聪明人凑一块儿，可惜的是没哪个懂得忠厚，就算有弱者那也只不过是天真而已，于是就鸡飞狗跳一团糟。可考的大概是传了点诗书，现在也早淹没在我自己的藏书里面了。至少从小开始，家里就那么言传身教，告诉我这副对联到底该怎么念。以前我也看不懂古文，幸而长大读了点书，到底现在给说通了。

题目是张爱玲，我在这儿三句不搭扯了那么多闲天儿。现在该说回去。张爱玲是聪明人，而且是聪明人的典范。凡是自小遭了点罪而长大又读了点书，自以为看得破红尘又没什么信仰的聪明人，很难不堕那么个恶趣味。我们这个世界，向来都是绝望容易，希望难，而怀着希望忍着聪明，给别人留一块回旋的遮羞布更是难上加难。打开电脑翻翻博客，到处都看得见精明到骨子里的师爷爷、姑奶奶在那儿指点江山，教人透过重重伪装，直看到旁人的猥琐，自私，冷漠，绝望，甚至隔着裤子看到里面的肚腩赘肉皮癣阴虱乃至阳痿早泄淋病梅毒。真是看得我好一阵回不过气来：这世道仿佛不但是张爱玲没堕胎胡兰成没流亡，而且两人还有了蜂王蚁后翻车鱼的生殖机能，呼啦啦生下来十三亿中国人振兴家园扬我国威，非给来一场星际争霸母巢之战不可。

这年头X光都换了CT和MRI，火眼金睛的透视眼大概二甲医院都不待见了。一帮张爱玲的克隆人还非得咋呼，非得给祖奶奶僭号封圣可劲儿折腾，so what？由绝望而冷漠而作壁上观，就算是揭穿千千万万人的画皮，也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妖而已。耶稣之所以是神之子，不是因为他能作最后的审判，而是因为他真能甘愿伸出手来，为世人的罪恶而钉上十字架，为他人流血。洞悉生活，意味着在别人龌龊，自私，猥亵的时候，不但能够宽容，还能坚持，还能不妥协，不随波逐流；而不是看见家家户户都关上门的时候，把自己家大门一并关上，然后轻飘飘说一句，你们都是王八蛋。大家本来就都是王八蛋，这一点既不是重大发现也不是爆炸新闻，在这个世上活个三十年不到，聪不聪明的，基本都能知道，无非聪明的人知道得早些。拿它当事儿老说的，不是小屁孩儿，就是心智不健全加自恋。而且大家是不是王八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忠厚，有理想主义情结，有这些可以为聪明补阙纠偏的东西。聪明既不是哪位圣贤包圆了的，也不是什么非有不可的东西。

在此之前我们有一个鲁迅的时代，大家在唱完一个也不宽恕的高调之后，放下了文字，拿起了真正的匕首和投枪，其结果是有目共睹的。如今我们有了个张爱玲与钱钟书的时代，不但不宽恕，甚至不怜悯，还要轻薄。自己皮袍子下面的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甚至是近于流氓气了。所谓什么时代出什么样的作家，什么时代什么样的作家招人喜欢。这会儿就像是沦陷区的旧上海，繁华得轻薄，虚荣，人们带着一种世故的聪明，对未来没有期待，在彬彬有礼之中各怀鬼胎，就像最近流行的电视剧《潜伏》里面一样，大家各属国军共军伪军，往往还身兼数职，在不损及自己利益之余，为别人提供些情报。当然，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是，不管一本书好还是不好，它总是不适合大家都读的，读者聪明不聪明倒是次要，关键还是得心智健全。第二，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学会真正去爱一个人。我们爱那些爱我们的人，爱我们自己的小小优越感，却不爱那些被我们拒之于感官之外的人。我倒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个时代是罗素的时代或是周作人的时代，罗素的好处王小波已经说过，我也不用饶舌。周作人的好处说的人就更多，但我还是想强调一下他对妇女与儿童的爱，注意，是那个时代的妇女与儿童，不是处于今天这个地位的。当然，逻辑经验主义在专家眼里那是过气的学问，周作人更是立场不坚定的汉奸，我要是再为这些扫进历史故纸堆的人鼓与呼，怕是也得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吧？

二战的大背景下面，一段家史，一段情史，造就一个民国女子给我们看。一篇小团圆，倒像是証了苦集灭道的圣谛，皮肤脱净，把这远在尘俗外的临水照花人，一把揪住领子，拖将过来，直到眼前，眉眼无不清楚分明，直到骤然见了平时不甚分明的毛孔色斑，吓得倒退几步。

一路读去，故事倒是多多少少有个轮廓，熟读对照记和今生今世的人，猜也能猜到八九分，反而是细节使人留意驻足不已——这张爱玲最后的墓志铭，倒像是陈冠希的春宫照——小帅哥Edison不妨是淫贱无敌小肠陈，再清纯的阿娇，张开腿也一样是黑压压毛扎扎——就像是邵之雍的老虎尾巴和九莉的三角裤，我们之所以心惊肉跳，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在我们自己身上，也长着那么一个。

这个世界本来惯于塑造一些区别于大众的符号，人看不见的往往不是他人的个性，反倒是人同此理的平凡。对异人的阅读欲，虽说不经意间客客气气平添一道距离，却显得隔岸观火隔雾看花别有滋味。不同流俗的打扮，识趣的小幽默，小诗文，小字画，一点恰到好处的刻薄话……就那么一点，就让我们陷入泥潭不可自拔，对着颗七巧玲珑心想入非非，却不记得包着这颗七巧玲珑心的，也不过是一团充斥着欲望的肉块而已。就算不是不记得，又何必非要杀风景？纵然有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非想杀一杀风景不可，却更教人从何说起？说岁月安稳现世静好，不过是黄泥坛子那么撞来撞去，还是不过是子宫颈折断？说张看胡说的传奇后面是和电影导演的情欲，还是四百元一次的堕胎？这种故事，只宜在女作家笔下，却不宜在女作家身上。女作家就该连提着篮子买小菜的时候都有一种华贵，怎么能在上床时还问对方到底有没有性病？天才也只是一袭华丽的袍，脱下来，跟你，跟我，跟谁都没有两样。

显赫的家世，极有文化修养与品位的母亲，优异的成绩，超卓的才华，与汉奸的旷世绝恋，晚年的神秘幽居生活……看看这些词儿，也无怪乎媒体把张爱玲叫做是民国奇女子，她不但属于入得电视剧的那种，而且还非得是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不可。然而奇女子的生活，又有什么是常人没有的呢？家庭的勾心斗角简直就是自家楼道里的事儿，大龄文艺女青年和已婚老男人的感情纠葛也早成了人们不绝的谈资，张爱玲的写作，其范围从来也没超出过自己的小世界。摒去这些扫兴的东西，大家津津乐道女作家对词语的敏感，仿佛这样就将其抽离了那个和我们身边所有女人一样小心眼，爱计较，自私自利，充满着欲望的女人躯壳。人们害怕女作家有着和所有人一样庸凡的一面，因为庸凡就意味着猥琐，绝望。当人们好不容易找到这样一本书，赖以将自己和他人区别开，享受一把偶开天眼见红尘的快感时，怎么能容忍，这只眼，原来也只不过是红尘中的匆匆一瞥？

关上门，关上窗，女作家要的，其实也没比陈冠希多多少。小团圆告诉我们，女作家的成长和所有人一样，也都只是在钱和性这两个话题上惶惑纠结。钱总是不够用，性总是不够爽，文艺青年从来不承认这两点。玩一点文字或语言的的小把戏，文艺青年们站出来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孤独，我们需要感情上的慰藉！然而，这种暧昧的的小情调，本质是什么？前期叫做智力游戏，后期就是推倒在地。华丽妖艳摇曳多姿的胡兰成，也绝不会忘记用一点强，把小护士按倒在自己床上，更不会忘记换换体位，跟张爱玲玩一下69式。语言本身就是口活儿的绝好隐喻。语言的挑逗，是口技，是舌功，两者同样是经验丰富就能使人快乐。也一样都是彬彬有礼的障碍与陷阱。略翻两句胡兰成的情话儿，看看它们多么恰当地印证了维特根斯坦那个著名的命题：不要问意义，要问使用！

无论是广大教主张爱玲还是籍籍无名挂qq的网络小诗人，其饥渴，干枯与阴暗完全没有什么不同。张爱玲从不粉饰男女之情，却免不了去找个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来说说情话；小文艺青年或许绝不吝啬自己的溢美之辞，但心里想的，也不过是躺在床上，搂个光溜溜的姑娘。每天发生一万遍的事情，都在恋爱的大旗下，各行其是。恋爱的表面，是文字障，是语言的使用，其后面哪还有经得起追问的意义？文艺青年迫不及待地恋爱，美其名曰遇见了相对说声“你好吗”的人，在解决生理需要的同时，却止不住地冒着傻气，我们实在是比自己想象的更加愚蠢。

对于总有皮毛渴望的我来说，我承认这世上最好的事情莫过于搂着个光溜溜姑娘睡觉，间或有一法式深吻，如果两人都没有口臭的话。但如果想用语言编织的任何东西去强奸对方的思想，事情将会变得糟糕透顶。可是，没有语言的插入作为先导，姑娘怎么会心甘情愿被文艺青年插入呢？因此，这始终是个悖论。文艺青年也因此注定要受煎熬。张爱玲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一点，她只不过是先前愚蠢了那么一下，然后徒劳地找补了半辈子，最后到了小团圆，一样是找补不回来。这世界总不会是文字与名相构成的，什么锦绣文章也遮不住自己在钱和性这两个话题上所表现出的怯懦与无能。张爱玲性冷感，胡兰成滥性，都只不过是因为这玩意儿绝非语言能粉饰，能控制。这两人都拼命要写一本知我罪我的春秋给自己挡脸。结果当然都没挡住。当然，广大教下的文艺青年就更挡不住，不得不祭起种种借口来掩饰自个儿的渴望与卑微。当文艺青年们在对着光溜溜的姑娘脱下语言的兜裆布的时候，到底敢不敢断喝一声，我他妈想要的，就是这个！

     期末了总是特别忙，别人在写论文，我在焦虑。疯了。

    昨晚上处理了一些积压问题，到三点多回去睡。结果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回到敬爱的母校zj大学，和猫在一起。然后就在一家卖快餐的店里打工，似乎打工的原因是，吃快餐不要钱。

    后来就去学校里面，看见狗从美国回来了。学校里群情激愤，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大家都起来请愿之类。黑压压的人群排在zjg的大路上。里面有好多我认识的面孔。他们从我身边走过，叫我加入，我心里很想加入，但是又觉得拿自己的前途赌这等东西不值，拒绝了。

    很快来了一个什么书记之类的人（跟如今当政的那个似乎没有什么干系，不是校长级干部，只是个下面的人物），看上去三四十岁，年富力强的那种。具体面目描写不出来，反正就是典型的领导形象。大家可以参考朝鲜所悬挂的金日成画像，基本就那个感觉。他一路走，一路发表演讲，说大家要对校方有信心，不要受到某些人的煽动与影响。他走到哪里，那里的学生就挥手鼓掌，然后溃散回校。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我想了一想，举起了手。

     最后学生队伍就全部回去了，那些不愿挥手，不肯回去的就被锁成一长串，抓起来了。

    我回到学校里，看见狗从一块石头后面走出来。他躲在石头后面，没挥手，不过也逃过一劫。我们走在学校里面的路上，被书记的队伍拦了下来，盘问我们的身份，我先说是竺院理科班的，想了一想不对，又说是中文系的，于是就被作为可疑分子带走了。

     接下来是漫长的审讯，其实没什么斗智斗勇的过程，出于自己的前途考虑，我相当合作，只求减免惩罚。在苦苦哀求之下，最后反正没有受到处分啥的，只是要每天写思想汇报，自我反省，还得去听一门马列主义培训课，要写论文之类。然后我觉得生杀大权操于书记之手，根本没有足够的勇气与其抗颜相争。最后我企图贿赂之，成功了。

     之后我被批准回家，我就回到那个快餐店，盛了饭开始吃。心里觉得很绝望，都没法再面对生活了。后来忽然想到自己早就毕业了，怕什么呢？于是就醒了。但醒来还是相当后怕。觉得有必要记录一下这个可怕的梦。这个梦至少让我触及了自己心里很多原来一直意图掩盖的东西，而且，我发现我还是愤青。

 得到的一些结论是：1.政治可以不关心，但人无法自免于政治。结构主义的一个关键就是，意义是由差异决定的。2.我不是斗士，也不是勇士，绝对成不了烈士。想到猫，想到家里人，我根本没有勇气去对抗。大多数人一定也一样。这世上，梁漱溟少而冯友兰多，所以在“知”上分高下是表象的，真正的修养，还是在于“行”（当然，如果这样，周作人也就可以定性了）。3.卑微是常态。马二先生也挺好，不要因之而羞耻。历史的特点就是，不亲身体验不知道细节，语言不足以描述这些东西。4.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带给人的恐惧与不安全感，是一辈子都没法抹去的。香港人和大陆人之差别，只在信心两个字。说到底，就是你必须觉得自己有罪，如果觉得自己是个无罪的人，本身就是罪。这点倒是很得基督教之真传。5. 狗啊，你别回来了吧，真的。

      西海固 ，这个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如何在地图上认定其位置的地方，我第一次听见它名字的时候还是初中。那会儿国家号召县市间的扶贫互助，分给我的家乡的，就是这个西海固。政府很快组织了一个扶贫互助队派去那儿，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回来的时候，对当地的居民鄙夷不已：“那里的人怎么那么懒，都穷成这样了，每天还是游手好闲，什么都不做！”尽管我当时懵懂无知，但略还能明白“游手好闲”所界定的对象。当然，这和后来老师们在课堂上“考好高考，脱去草鞋换皮鞋”的激励是异曲同工的。这样群体的存在，就像拉车的马身后不时响起的响鞭，让人勤勉尽力，不敢稍怠。 

       也许是巧合，也许不是，我惊奇地再一次遇见了这个名字。然而这次是在张承志的散文《粗饮茶》中，与这个名字相伴而来的，是当地著名的罐罐茶，一种在极度的贫瘠里产生的极度精致的茶饮。张承志的散文有一种力度感，正如他文中所描写的场景，在幽暗的世里，微茫的灯火照着的小小的欣悦。或许只有在这种时候，我们才会发觉自己并不了解远方，而与我们脚下的土地相连的万里山川的一角，因为贫困，已经悄悄地被划出了我们的世界。

     城市里的人不仅体会不到西海固人的田园诗般的小小幸福，也体会不到他们在这个庞大帝国转型时不可避免的痛楚。按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描述，西海固人就应该归于典型的底层阶级，实际上，他们“不是阶层的一部分，没有机会，也不需要得到重新接纳；这些人没有角色，对其他人的生活没有用处，而且基本上无可救药。”这些看法像极了那支从我家乡前往的扶贫队，对他们来说，为了改善生活环境而工作乃是天经地义，而在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后便不再劳动，改而追求闲散生活的西海固人则是懒惰的象征，是一种罪恶。这些满脑子灌满了鲍曼所谓的“工作伦理”的扶贫队或许还会认为，当然，其实他们就是那么认为，国家给予西海固人的经济补助毫无合理性：他们将国家给予他们用来进行再生产的种子和牲畜全部吃光，然后理所当然地等着第二年的补助发放。
 
       或许这种形式上全方位的社会福利政策可以算作是中国尚留存着的社会主义特征之一。正如中欧与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都”接到过坚定明确的通知，废除继承而来的社会安全措施，乃是外国援助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是进入民主国度大家庭的基本要件。”普遍的、无差等的福利援助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但也是资本主义工作伦理的死敌。一个以“不工作就没有饭吃”为信条的社会中，更普遍的政策则是以工代赈，而同时起作用的社会福利制度，则是建立在社会的差等制之上。正如前面所说，领取福利的人身上首先打上了不光彩的烙印，而另一方面，他们被孤立于社会互动交流的网络之外，逐渐在他人眼中消失。

      与此同时，我们——站在西海固人的对立面上——所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境遇呢？正如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所说，我们身处的是这样一个消费社会——追求瞬间，追求丰盛，我们的欲望无穷无尽。在空虚，平庸而短暂的生活中，我们寻求更多不同的体验，同时也以此塑造自身的社会形象。鲍曼指出，消费是一种孤独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满足，有利于抑止与诱发、缓和与刺激欲望，而欲望总是私人的，难以沟通的感觉。丰富的商品为我们带来的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社会中的层级阶梯，并包含了美好生活的形象。在消费间拥有愈多选择自由，则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则越高，并且更为接近美好生活的理想。消费市场激起欲望的速度快过对所拥有的物品感到无聊和厌烦的时间。然而，只有拥有财富而进行的不断的消费，才能抵消在消费的瞬间满足之后再次产生的巨大的无聊感。而没有能力进行消费的人则被远远甩在社会的后面——穷人无法通过消费之外的不规则、不寻常的手段来抵抗这种空虚感的袭来，因此他们成了无能为力的，有缺陷的消费者——他们远离美好生活的模式，却无法给自己确立一个幸福的标准，那是来自于无孔不入的、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电视媒体广告的。因此，要不就是拼命工作，追赶消费社会的理想生活模式，要不就等待被消费社会远远甩在后面。

      在社会日益增长的假象下，一方面是廉价的商品唾手可得，一方面则是在现代社会之前所能获得的单纯的幸福感的丧失。本来可以使人轻而易举获得满足的元素，如自然风光、宁静的环境，天然的食物等，反而成了特权者的奢侈。社会通过对消费者的培养达到了社会的规范化，使得大多数人以消费者的形式服从于社会的规训。在这种意义下，西海固人对社会的疏离，却恰是一种脱离监督，不受节制，不遵从任何规律与约束力的手段。那一罐在漆黑的夜晚酽酽的粗茶，正是对工作伦理与消费社会的无声的反抗。

 
工作、消費與新貧

作者: 齊格蒙•包曼
译者: 王志弘
副标题: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ISBN: 9789577321718
页数: 140
定价: NT$ 200
出版社: 巨流圖書公司
装帧: 平裝
出版年: 2003

      当洛阳令魏镳在洛阳桥上看见堤岸上带着侍女闲游的曲云卿时，她正处在一个女子一生中最美好的那段年华，衣衫绰约，容貌娇艳，于是魏镳呆呆地站在那儿，看了她许久。他那时候还不知道，她精通音律，舞姿曼妙；更不知道她的家就在桥北岸的刘府，而她的祖父，就是那位由于得到聂隐娘保护而在刺客精精儿与妙手空空儿的剑下逃生的传奇刺史刘昌裔。

     这段描述听起来那么像一个小说的开头。然而却是实实在在写在墓志上的东西。曲云卿的妈妈叫做曲丽卿，是刘昌裔的幼子刘纾的侍妾。可刘纾并不喜欢她，把她让给了另一位官员。她一生有四个女儿，曲云卿是最小的一个。她的三个姐姐都在出嫁后不久就去世了。也许是因为不希望自己一生的遭际在女儿身上重演，当魏镳上门迎娶曲云卿的时候，曲丽卿不要彩礼，只求魏镳能够给自己钟爱的小女儿一个名分。幸而魏镳并没有像很多唐人故事里面所写的那样薄幸，他和曲云卿婚后的生活很幸福，曲云卿在洛阳为魏镳生了个孩子，后来魏镳升任南阳太守，曲云卿也随之赴任，在那儿，她怀上了魏镳的第二个孩子。而这时候曲丽卿则因病身故，临终前她由于担心女儿在孕期受不了丧母的打击而出事儿，还要求自己的长子，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刑警队副大队长（东都留守衙前虞侯）的李从约，不要将自己的死讯告诉妹妹。这一切都被魏镳写进了他为岳母所撰的墓志里，墓志的文字，在沉痛之余，精致得不逊于任何一篇著名的唐人传奇故事。

      二十五史的世界常常使我们感到抽象而陌生，皇朝的更替冷冰冰地像是政治书上的条文。然而，历史的世界的每一个断面，都像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血肉丰满，有欲望，有温情，人与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编织成无数交杂错综的故事。在正史中它们被一笔抹去，而在墓志、碑记这类它们能够获得话语权的场域之中，它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自己含情脉脉的絮语。而台湾历史学者卢建荣的《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就是由这些絮语聚合而成的一本极富可读性的史学著作。

     说是死亡文化，实际上不如说是从墓志的文本分析入手的中古家庭丧葬礼制研究。全书围绕的中心话题是墓志内容的演变以及从中反映出来的家庭礼制变化。“死生亦大矣”，在当时的生活中，死人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活人，从择地迁葬到入土合榇，每个细节都涉及当时的风俗与信仰。例如，由于扬州“江畔土薄”，所以六朝隋唐之际的世家大族无不选择北邙山作为自己的家族墓园，而“归葬先茔”则成了多少人一生的梦想。 书中描述了一位寡妇苏氏散尽家财，乞贷友邻，以只身之力携夫家三代六口的灵榇从常州北上，归葬洛阳北邙山麓王氏墓园的故事。这些得附先茔的死者，在他们的墓志最后，会缀上两个看上去像是套话的字，“礼也”。今人已经无法想象，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不易。先人选择不合礼的葬式，其子孙需要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一些妇女由于信仰佛教，在临终时不愿意遵守儒教的规定与亡夫合葬，子孙们只得在墓志上以合葬不符古制的理由为自己开脱。而更不幸的大概是一位叫高琛的小官，他本想把自己两位亡妻的遗骸运回洛阳与自己合葬一处，结果，他自己死了之后埋在了洛阳平阴原，“礼也”。可是他的两位夫人，由于占卜者卜不出一个合葬的吉日，只好“且仍旧贯，以俟他年”了。此后山川殊隔，是否会有子孙不惜代价完成先祖的心愿，我们不得而知。

     本书的价值原不在于作者概述性的结论，例如佛教传入之后所形成的不同于儒家的另一种死后世界观等，而是在于作者所叙述的那么多鲜活的故事，面对同样的一件事——养生葬死，家家都有自己的悲欢，它们跨越历史，跨越朝代，漫不经心来到我们身边儿。我们的同事，朋友，亲戚，家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着它们的影子。在书中我们可以看见由于儿子出国三年而望穿秋水，相见时“悲过于喜”的老母亲；可以看见临终不忘将自己的一箱好衣服留给儿媳妇的婆婆；可以看见在妻子坟前回想起妻子临终时谛视儿女的，伤心欲绝的丈夫；也可以看见在护送岳父灵柩回乡的路上染病身故，才二十岁便抛下老母妻子撒手人寰的不幸女婿；还有连丧二子，在亲自为儿子撰写的墓志中缠绵悱恻，悲痛欲绝的父亲。这些故事仿佛是老人口中的讲古，却又像是我们的每日见闻，也可以算是我们对并不遥远的未来，那些市井生活的预期。而正是这些绘声绘色的小故事，才为我们勾勒出一副轮廓分明的中古中国社会生活的图景来。

     本书作者在上世纪90年代将欧美流行的新文化史学译介到台湾，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地以这一范式进行唐史研究。本书就是他向著名的新文化史家，著有《档案中的虚构》与《马丹·盖赫还乡记》的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致敬之作。作者尚有多本以叙事体写就的唐代区域史著作，可谓是本本精彩。借他人的一句话，这只游走于史学边缘的小虾米，已经隐隐透露出力搏传统史学的大鲸鱼的力量了。

《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
作者: 卢建荣
副标题: 历史与文化丛书36
ISBN: 9789861730103
页数: 323
定价: 新台币350
出版社: 麦田出版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6

     宋先生去世也已经有了年头。那时候刚知道他的死讯，我还在浙大西溪校区东一六楼的斗 室里面，苦苦消磨自己的愤怒年华。想让一个心潮澎湃的年轻人安于纸上学问那是多么不易，然而我也不得不到这个时候才敢于承认自己的努力基本失败。清儒也 罢，近儒也罢，那会儿读了的东西，也没读进去多少，只不过仗着记忆力好，时而拿出来卖弄一下而已。要说究竟从经到传再到疏的兜兜转转里面有多少有益于性命 的东西，怕是一点也没有。性命与学术同是大词，然而，就像对于远行的人一样，性命是流浪中每日从早到晚风尘的真切，而学术只不过是挂在嘴上的遥不可及的终 点，事实上，停在哪一点对旅行来说并无分别。
　　
　　 宋先生的训诂学问我勉强能看懂。也都是那会儿我觉得有趣的东西，本科的时候崇拜刘申叔黄季刚，以为非真学者不能如此。宋先生是黄季刚的再传弟子，说文读得 当然是熟的，这是章黄那一派的优势。李荣曾经攻击陆宗达，说其有章黄之短，无章黄之长。我觉得这句话确实命中要害，也认为在这个时代照章黄那一路做下去没 有好下场。那是因为，章黄读过的书，再读一遍并不很难，但章黄的识见，不是读过他们读过的甚至是没读过的书就能有的。
　　
　　民初是个混乱之世，“伯沙博士同扬榷”不但拿走了敦煌的经卷，也输入了语文学派的范 式。这也是中国学者以国学比附西学，为国学正名的第一次努力。国学摇身一变成了历史学，成了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刘师培要说“故治小学 者，必与社会学相证明”，看到程树德说“恒可因制字之故窥见上古逸史与其社会之情状”，看到刘博平说“（说文古音谱）大抵以语言文字皆史为主旨”、“吾人 识字，无异读史。”这些人手上都是乾嘉的技术，嘴里却是西来的观念。
　　
　　 相对于这些人的缴械投降，章黄则是以复古为大纛。强调“古义”，强调“国闻”以与西来之学相抗衡。实际上，在学问之外，章黄并不好古。这里值得说的一点 是，章黄始终都是民族主义者，其之复古，实际上是学术上的民族主义在西方学术范式压力下，合乎逻辑的反应。这里也可以看出章黄与申叔的分野。刘其实不是激 烈的民族主义者，而是无政府主义者，投靠端方，除了见其人品之外，与其本身并不强烈的华夷之辨，不无干系。
　　
　　 其实无论是传统上把小学作为大学的起点，还是在新观念里把小学作为史学的工具，小学始终逃脱不出附庸的地位。看大家对小学工作意义的理解，实际上已经足以 为民国学术史分个期。而沈兼士与杨树达则是属于后期人物了。把语言文字本身当作是个自足系统，其研究不假于外部的历史文化参照，这已经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观 的萌芽。另一方面，沈和杨的研究目标是寻求通则与规律，而非章氏的基本单元，这已经是弈棋规则与棋子的区别。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杨树达会写语法书而黄侃不 会，对于系统，结构的关注，导致了民国时期古代语言学研究的视角变换。也难怪积微公在日记里要对运甓公讥讽有加。
　　
　　 我也不是看不起宋先生，然而总觉得老老实实读说文的人，实在是不必出来高谈阔论什么学术史，为自己的祖宗牌坊张目。我们这些后生小子不妨讲讲天下大势分久 必合合久必分之类的空话，丢人了也没人在意。之所以谈论这个，也实在是因为不学无术，做不了扎扎实实的学问。而颖明先生门下高足也要来插一脚这个混水， 不免有良人为娼之嫌，当然如今已经是满门皆娼，食君禄、报君恩、云游四方谈文学谈哲学的有之，研究什么八杆子打不着的构形学的也有之，则我等讲讲八卦，大 概也还光荣些。如此来想，大约也就不觉得对不起东一六楼那三年蹉跎岁月了。至少，宋先生的《文始》，没我读得那么深透呢。

《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
宋永培 著
ISBN: 9787806592205
定价: 35.0
出版社: 巴蜀书社
装帧: 精装
出版年: 2001-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