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

《道听途说》是本清代的小说集，作者潘纶恩，安徽泾县人。是个屡试不第的老秀才。泾县这个地方我去过，最著名的景点是汪伦送李白的桃花潭，可是我反而没去看。据书上说他家在“茂林之西山下”，这个地方倒是跟我有一面之缘。大学的时候曾经跟人去安徽旅行是经过当地，也有文章纪行。虽说只是匆匆经过，但乍看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倒是也和作者的文笔相配。

这人以做幕友为生，点校此书的陆林考证出来他去过很多地方，对江西、南京、芜湖、扬州等地都很熟悉。小说中的故事，除了自己亲所见闻的之外，大概也有不少正如其名，是“道听途说"来的吧。这人讲故事讲得很好，文笔也不拘谨，至淫亵处辄止笔，总觉得少了点意思，反而倒不如《阅微草堂笔记》和《子不语》之类放得开的好看。大概官大学问大，小节处也就不在意，反而是市井小儒，倒是要谨谨然守礼义之防的。

书里面卷十一有一个故事叫做《何东雅》，很有趣味。故事长，不能尽录。大致是说湖北药商何东雅，跟朋友去广西做生意，船到藤县赤水峡，遇到大风暴，于是弃船登岸。结果遇到一群羊，后面有一只人熊在赶羊，两人被人熊发现，一起赶进山洞，用巨石封住洞门。然后何东雅的朋友就被人熊给活吃了。何东雅在洞中发现被吃掉的猎户的铁叉，于是趁人熊睡觉的时候叉瞎了人熊双目，人熊疼痛暴躁，打开洞门，守在门口，等何出来。何于是混在羊群中逃出。回到船上，报告官府，带人回去，熊已经死在门口。

略熟悉希腊神话的人一看，便会发现，这故事跟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独眼巨人波吕非摩斯（Polyphemus）的故事何其相似。当然，从年代上来说，《何东雅》要比《奥德修记》晚得多，因此似乎不必太费心考证究竟何者为原型，这则故事想必就是个舶来品，不过已经本土化得很厉害。巨人变成了人熊，流浪的君王也变成了药商。故事最后还说何东雅被吓破了胆，所以“肤肉黄瘠”，这大概也算是中国人的创造了。

这则故事里面涉及的地名也是很值得玩味一下的。故事里的主人公是湖北，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广西。粤地向来是各种奇闻轶事的渊薮。虽说这地方建制可以追溯到秦代的郁林，但是在中部北部居民的想象中，南方从来都是充满着异国情调的荒诞世界。不必说没去过岭南的段成式采集了那么多关于岭南的传奇，就连亲身去桂林做过官的周去非，在其《岭外代答》里面也有很多无稽的记载。直到清朝，笔记里依然充满奇怪的百粤故事。因此，将故事设定在广西，不但符合药商的实际，也是为故事的发生精心布置了可信的舞台。而所谓人熊，其实就是野人。明清小说中充满了对于人熊主题的想象，例如凶暴，强壮，好与人交合等等，这个题目本身就可以写本书，这里且不谈。而故事的主角是湖北人，却不得不让我们想起神农架这个野人频发地区来。现代尚且如此，古代自不用论。因此，这故事中两个地名，看似漫不经心，其实作者早伏下草蛇灰线在那儿呢。

杨宪益先生曾考证过《酉阳杂俎》中灰姑娘故事《叶限》以及女巫故事《板桥三娘子》的东来。其余研究者也曾找到过《绳技》《李寄斩蛇》等故事与其西方原型之间的蛛丝马迹。然而这些故事大多是民间母题，其中很多元素尚不确定，偶有雷同，无妨附会。但如《奥德修记》那么著名的史诗故事的中国化，此一则却是仅见。

其实，何东雅这个名字就很值得推敲。“何”字在今日大部分南方方言中其主元音均为o，h音又是个不大清晰的擦音，所以何和o就没差多少。第二字的东，声母又是d，与Odysseus这名字正好对得上。其籍贯“郢东”，又不妨对上奥德修斯的故土Ithaca。王青先生曾考证过，欧洲故事从南海传入者甚多，其中辗转经过阿拉伯语，马来语等语言转译，自是多有讹变，发音不能略似，聊存大概而已。

    《冤魂志》，颜之推撰。四库提要据《文献通考》与《宋史·艺文志》定名为《还冤志》，余嘉锡《辨证》力辨之。这书隋《志》归史部，因此在日志归类里面也不妨心安理得放到史学类。最近看鬼故事很上瘾，于是被这本非常之标题党的书吸引了。光看书名，就觉得是阴风阵阵啊～不过实际上没有后世的书好看。颜之推文字清简，是好文章，不是好话本，真正看的人口水直流不肯放手的，还得是潘金莲醉闹葡萄架那样的才行……

    这本书的文史价值自有专业人士大成兄与z君等拊掌而谈，轮不到我等置喙。且拣些kuso的小段子讲讲，娱己娱人，功德哉。

     1.弓虽女的故事

     这书里面好几个故事都是讲女的搞男的，男的还都三贞九烈不给搞，于是女的去跟家主一讲，男的就人头落地……《杜伯》一则，说周宣王的小妾女鸠，要跟引进人才杜伯搞一下，杜伯不肯，女鸠就对宣王说，这人偷偷搞了我啦……于是杜伯就平白无故被杀了……这个还不算强的，还有一则《王济婢》更牛，说王济有个小佣人，摸黑找某女仆拿王济的衣服，结果女仆就要求推倒……这人居然说，不敢……于是雷人的情景出现了，女仆大人说：你不干，我就叫了！这人还是不肯，于是女仆大人真的叫了……强奸！可怜的小佣人自然是壮烈牺牲……这女仆莫非是仪态万方的石榴姐……？相比起来，《公子彭生》一则的文姜和《孙元弼》一则的桃英就不算什么了。不过《孙元弼》篇末有个有趣的小场景：孙元弼的鬼魂在水中出现索命，对着池边的人脸上就是一拳，这人流鼻血一升……没几天，死了。

    2.砍不断的脑袋

    《金玄》一则说晋明帝要杀力士金玄，于是金玄对负责砍脑袋的同学说：我头上筋多，一定要一刀砍断，我一定会报答你……结果砍脑袋的同学心不在焉，砍了好多刀，而且还不是在同一个口上……这位金大哥真是点儿背……最后自然是金大哥的冤魂跑来找这个砍脑袋的索命。唉，渎职罪，后果自负。

    3.色狼

    这是个关于异文的笑话。《张稗》一则，“有孙女姝好美色”句，校记曰：敦煌本作“殊好色狼”……

    4.小受与小攻

    《徐铁臼》一则：宋东海徐某甲，前妻许氏，生一男名铁臼，而许亡。某甲改娶陈氏。陈氏凶虐，志灭铁臼（这四个字啊，太牛逼了，简直是发愤图强么）。陈氏产一男，生而呪之曰，汝若不除铁臼，非吾子也。因之名曰铁杵（kuso……）。

   5.中国人自己的《南京·南京》

    都说日本人狠，中国人自己灭起自己人来也不带手软的。梁元帝大宝三年，江陵城陷于西魏，史载：“乃选百姓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皆杀之。” 《冤魂记》里面有一则《江陵士大夫》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事情。原文说：“江陵陷时，有关内人梁元晖，俘获一士大夫，姓刘。此人先遭侯景丧乱，失其家口，唯余小男，始数岁，躬自担负，又值雪泥，不能前进。梁元晖监领入关，逼令弃儿，刘甚爱惜，以死为请，遂彊夺取，掷之雪中，杖捶交下，驱蹙使去。刘乃步步回顾，号叫断绝，辛苦顿弊，加以悲伤，数日而死。”这段写得清简有力，笔法冷峻而动人，端的是好文字。

    6.敦煌本的一则小记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卷三考证写本《冥报记》就是后世所谓《还冤记》。提到在写本上有书写者的一则小札记：“中和二年四月十八日，下手镌碑，五月十二日毕手。索中丞以下三女夫，作设于西牙碑毕之会，尚书其日大悦，兼赏设僧，囗已下四人，皆沾鞍马缣缃，故记于纸。” 刻碑还是个挺隆重的事儿，要办个宴会，而且宴会的承办方是和尚。这则小札记实在是一则很好的唐代社会生活史料，很亲切。

      当洛阳令魏镳在洛阳桥上看见堤岸上带着侍女闲游的曲云卿时，她正处在一个女子一生中最美好的那段年华，衣衫绰约，容貌娇艳，于是魏镳呆呆地站在那儿，看了她许久。他那时候还不知道，她精通音律，舞姿曼妙；更不知道她的家就在桥北岸的刘府，而她的祖父，就是那位由于得到聂隐娘保护而在刺客精精儿与妙手空空儿的剑下逃生的传奇刺史刘昌裔。

     这段描述听起来那么像一个小说的开头。然而却是实实在在写在墓志上的东西。曲云卿的妈妈叫做曲丽卿，是刘昌裔的幼子刘纾的侍妾。可刘纾并不喜欢她，把她让给了另一位官员。她一生有四个女儿，曲云卿是最小的一个。她的三个姐姐都在出嫁后不久就去世了。也许是因为不希望自己一生的遭际在女儿身上重演，当魏镳上门迎娶曲云卿的时候，曲丽卿不要彩礼，只求魏镳能够给自己钟爱的小女儿一个名分。幸而魏镳并没有像很多唐人故事里面所写的那样薄幸，他和曲云卿婚后的生活很幸福，曲云卿在洛阳为魏镳生了个孩子，后来魏镳升任南阳太守，曲云卿也随之赴任，在那儿，她怀上了魏镳的第二个孩子。而这时候曲丽卿则因病身故，临终前她由于担心女儿在孕期受不了丧母的打击而出事儿，还要求自己的长子，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刑警队副大队长（东都留守衙前虞侯）的李从约，不要将自己的死讯告诉妹妹。这一切都被魏镳写进了他为岳母所撰的墓志里，墓志的文字，在沉痛之余，精致得不逊于任何一篇著名的唐人传奇故事。

      二十五史的世界常常使我们感到抽象而陌生，皇朝的更替冷冰冰地像是政治书上的条文。然而，历史的世界的每一个断面，都像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血肉丰满，有欲望，有温情，人与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编织成无数交杂错综的故事。在正史中它们被一笔抹去，而在墓志、碑记这类它们能够获得话语权的场域之中，它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自己含情脉脉的絮语。而台湾历史学者卢建荣的《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就是由这些絮语聚合而成的一本极富可读性的史学著作。

     说是死亡文化，实际上不如说是从墓志的文本分析入手的中古家庭丧葬礼制研究。全书围绕的中心话题是墓志内容的演变以及从中反映出来的家庭礼制变化。“死生亦大矣”，在当时的生活中，死人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活人，从择地迁葬到入土合榇，每个细节都涉及当时的风俗与信仰。例如，由于扬州“江畔土薄”，所以六朝隋唐之际的世家大族无不选择北邙山作为自己的家族墓园，而“归葬先茔”则成了多少人一生的梦想。 书中描述了一位寡妇苏氏散尽家财，乞贷友邻，以只身之力携夫家三代六口的灵榇从常州北上，归葬洛阳北邙山麓王氏墓园的故事。这些得附先茔的死者，在他们的墓志最后，会缀上两个看上去像是套话的字，“礼也”。今人已经无法想象，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不易。先人选择不合礼的葬式，其子孙需要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一些妇女由于信仰佛教，在临终时不愿意遵守儒教的规定与亡夫合葬，子孙们只得在墓志上以合葬不符古制的理由为自己开脱。而更不幸的大概是一位叫高琛的小官，他本想把自己两位亡妻的遗骸运回洛阳与自己合葬一处，结果，他自己死了之后埋在了洛阳平阴原，“礼也”。可是他的两位夫人，由于占卜者卜不出一个合葬的吉日，只好“且仍旧贯，以俟他年”了。此后山川殊隔，是否会有子孙不惜代价完成先祖的心愿，我们不得而知。

     本书的价值原不在于作者概述性的结论，例如佛教传入之后所形成的不同于儒家的另一种死后世界观等，而是在于作者所叙述的那么多鲜活的故事，面对同样的一件事——养生葬死，家家都有自己的悲欢，它们跨越历史，跨越朝代，漫不经心来到我们身边儿。我们的同事，朋友，亲戚，家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着它们的影子。在书中我们可以看见由于儿子出国三年而望穿秋水，相见时“悲过于喜”的老母亲；可以看见临终不忘将自己的一箱好衣服留给儿媳妇的婆婆；可以看见在妻子坟前回想起妻子临终时谛视儿女的，伤心欲绝的丈夫；也可以看见在护送岳父灵柩回乡的路上染病身故，才二十岁便抛下老母妻子撒手人寰的不幸女婿；还有连丧二子，在亲自为儿子撰写的墓志中缠绵悱恻，悲痛欲绝的父亲。这些故事仿佛是老人口中的讲古，却又像是我们的每日见闻，也可以算是我们对并不遥远的未来，那些市井生活的预期。而正是这些绘声绘色的小故事，才为我们勾勒出一副轮廓分明的中古中国社会生活的图景来。

     本书作者在上世纪90年代将欧美流行的新文化史学译介到台湾，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地以这一范式进行唐史研究。本书就是他向著名的新文化史家，著有《档案中的虚构》与《马丹·盖赫还乡记》的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致敬之作。作者尚有多本以叙事体写就的唐代区域史著作，可谓是本本精彩。借他人的一句话，这只游走于史学边缘的小虾米，已经隐隐透露出力搏传统史学的大鲸鱼的力量了。

《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
作者: 卢建荣
副标题: 历史与文化丛书36
ISBN: 9789861730103
页数: 323
定价: 新台币350
出版社: 麦田出版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6

螃按：昨天刚写完张大春那一篇，结果今天就发现一个绝妙的例子。历史到底和真实有什么区别？下文里面所记载的书真的都不存在么？或者它们躲在某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正嘲笑我们的无知，愚蠢，孤陋寡闻？

    在王嘉的《拾遗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的前夕，有一队人马悄悄行进在通往洛涧（注释1）的山路上。这队人马大约有800人（袁竣的《晋阳秋续编》说有1500人），带队者是王蓬将军，一个玄学论者。他奉命支援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后者正在淝水附近的洛涧，与前秦苻坚的先头部队作战。由于行军中出现了某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王蓬的士兵赶到洛涧时，那里的战斗已经结束。
　　他们在临近洛涧的一个叫芒阳的地方，整整误了三天。关于行军耽搁的原因，在后来的杂史笔记中，有过零星的记载，但都不甚周详，说法各异。唐人李淳风在其著述的《六朝遗事》（卷七）中称：“时淝水战起，王蓬率北府兵趋洛涧，援牢之部。夜至芒阳，有敌偃旗潜行于山道。蓬疑为苻坚军，遂命军士以弩箭攻之。敌军哗，少顷，有器鸣响，火焰出，声震于野。蓬军有中火焰者，遂仆地，血流不止。”
　　看来，在抵达洛涧之前，王蓬的军队已经和敌人相遇。不过，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所遇到的敌人，并不是前秦苻坚的人马，而是一支不知从哪溃败下来的军队。南朝沈约的《建康杂记》中的这段记载似乎更有价值：“初，天光昏暗。后火光起，观敌旌旗已残，上书‘常胜军’三字，依稀可见。敌军士弃盔者，皆黄发，鹰鼻陷目，仿若胡人……”
　　按照我们推测的情况：当时，由于战事吃紧，王蓬下令让士兵星夜兼程，直趋洛涧。是日，行至芒阳（今安徽霍山），天色已晚。前军已点燃火把，蜿蜒前行。就在这时候，一队形迹可疑的军队突然出现在不远处的山道上。当时，有可能发生了下面这样的对话。
　　谋士：怎么回事？不会是秦军来袭吧。
　　王蓬：妈的，你慌什么？
　　谋士：将军，它好像朝我们这边过来啦。
　　王蓬：熄灭火把，弓箭手准备。
　　随后，王蓬率领士兵埋伏于山路两侧。当那一队形迹可疑的人马进入包围圈后，王蓬下令乱箭齐发，其势如蝗。这是一次真正的伏击。随后的情形，一如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寇多中箭，仆于马下。”但是，让王蓬大伤脑筋的是，当那队人马回过味来时，随即使用了一种奇怪的火器，王蓬的士兵伤亡不少。这时候，谋士灵机一动，出主意：“何不用火攻？”王蓬马上采取了这个建议。他的士兵掷枯枝于山道上，后以硫硝裹布，火箭攻之。由于地形有利，山风乍起，加之夜色掩护，很快，王蓬的军队又占了上风。不久，我们便听到一阵欢呼，被夹在山道上的那一队人马已经竖起白旗，表示投降了。
　　《拾遗记》与同时代的《搜神记》一样，多记叙荒诞不经、道听途说之事。唐朝方士李淳风以写作预言集《推背图》而著称，其晚年的著作《六朝遗事》当中，也自有演绎成分。但是，《建康杂记》对以上轶事亦有所记，值得我们关注。我们都知道，该书的作者沈约以诗著名，是南朝齐梁间的文坛领袖。又曾作《晋纪》八十卷，堪称良史。其作《建康杂记》以严肃著称，加之其生平年代与以上轶事发生的年代比较接近，所以，我们不得不犹疑。
　　根据其书中描述，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断定：东晋北府兵将领王蓬所遇到的那队人马，正是从江阴华墅溃败下来的由英国人戈登（注释2）率领的洋枪队（又称“常胜军”）。时间是1864年月3月31日。据许文佑先生的《天平战纪》记载，这年3月，戈登所率领的洋枪队在江阴华墅被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击败，800人被歼。戈登率领残余的200余人，沿江而退，“至霍山（晋时芒阳），遭袭，戈登仓皇逃逸。后转赴苏州，重募士兵，会合李鸿章，攻击常州太平军护王陈坤书部。”一向以著述严谨著称的许文佑先生，在这里含糊其词，并没有说明戈登是被谁所袭。
　　东晋时代的王蓬为什么与清朝末年的英国人戈登在芒阳相遇？没有人能够做出解释。但是，我们可以想像当时的情形。由于士兵多中箭伤，加之一路溃败下来，身体十分疲惫，尽管有毛瑟枪在手，但在火攻的面前，戈登的士兵很快放弃了抵抗。王蓬率领他的北府兵军士包围了上来。他们重新点燃了火把。借着光亮，王蓬和他的士兵，清晰地看到了一张张奇异、惊恐的面容。这时候，清凉的山风徐徐吹过，王蓬和戈登，以及他们的士兵在历史的深处，感到一阵巨大的眩晕。
　　由芒阳到洛涧，只有半天路程，在沈约的《建康杂记》中记载：“越三日，蓬始抵洛涧。”到达战场时，北府兵名将刘牢之已经胜出。王蓬晚到了三天，在遇到戈登之后的三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王蓬和戈登是否有过交谈？又聊了些什么？他的800名士兵去哪了？我们不得而知。
　　在其他古籍中，如《北梦琐言》、《梦溪笔谈》、《幕府燕闲录》，对这类令人匪夷所思的奇闻异象也有零星记载。关于王蓬，沈约的《晋纪》中有这样一份资料：“蓬，栗水人，北府兵将领。初随谢玄，为牙将。淝水战起，以重任，率军趋洛涧。途中误时。抵洛，牢之已胜，转赴淝水。有战功。过随功抵。后死于桓玄之乱。”
　　[注释1]：洛涧，又名窑河。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的前哨战——洛涧之战即发生于此。《晋书·刘牢之传》载：前秦苻坚遣梁成率五万人屯洛涧，谢玄遣刘牢之以精卒五千拒之。时秦军势强，晋参军刘袭、诸葛求欲静等王蓬援军，再图攻之。牢之不许，趁夜渡水，斩梁成及其弟梁云等秦将，又分兵断其归津，秦步骑奔溃，争赴淮水，抛尸一万五千具。秦晋洛涧之战，晋广陵相刘牢之兵贵神速，不待援军，以五千之卒大败前秦五万之众，为晋军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注释2]：戈登，生于1833年，毕业于英国军官学校，1860年参加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和北京，1862年到上海，率领英军多次进攻上海附近的太平军。1863年，在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指使下，接任洋枪队“常胜军”统领。1864年5月，他配合清军攻陷常州，清政府提升他为提督，不久，赏穿黄马褂。同年11月，戈登返回英国，后任苏丹总督。1885年1月，戈登被苏丹人民起义军击毙于喀土穆。
　　

    或许少有人将东南亚季风区种植水稻的干旱地带与中国淮北遍布小麦与高梁的黄土冲积平原相提并论。这两个地区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历史上两者都少有关联，仿佛两颗拥有自己轨道的行星，各自演进变化，从无交集。然而两者间的相似，则使得它们同时走进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从而得以发现两者所共有的那些特征：不稳定的农业生产，饥馑，苛捐杂税，以及，最重要的，具有相似的组织结构的叛乱。

 当James Scott在1976年写下《农民起义的道德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的时候，他脑子里面大概没有想到把问题推广到更北一些的广大中国地域。他笔下的缅甸与越南农民长期处于歉收的威胁中。一场迟来的季风就可能导致当地的水稻由于缺乏雨水与灌溉而颗粒无收。对于维持生存的迫切渴望，使得当地农民令人惊奇地选择了一种谨小慎微的租佃制度。农民更喜欢一种有弹性的租佃制：这种制度在荒年时能够为其留足生活所必须的资料，哪怕在丰年时它从农民手中剥夺了绝大部分的劳动果实。农民更愿意和地主之间保持一种类似于封建家长制的关系。虽然在其中没有明显的人身依附，但是无疑地主承担着维持佃户生存基本条件的道义责任。例如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提供的稻谷，以及无息贷款等。这种关系紧密而牢固，以至于在殖民政府揣着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到来的时候，受到了农民的强烈抵制。

这种抵制的背后所暗含的是让地主承担生产风险的要求。在农业生产很不稳定，对气候存在强烈依赖的地区，由农民本身承担生产风险的固定租金制以及永佃制从来没有得到过普及。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一书中所描写的淮北地区是一片荒凉而闭塞的土地，像所有中国的传统农村一样，地主，佃农与自耕农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虽然大多数人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土地依然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那些自己手中的土地少得可怜的农民则不得不租佃地主的土地来满足生活的需要。然而淮北的租佃程度依然很低，由于交通的问题，即使是大地主也无法依靠出售粮食来获利。因此当地的经济长期处于萧条状态，从而货币供应量不足。当政府要求使用白银交付税收的时候，就给当地的农民造成了很大压力，而当税收一再增加的时候，正如Cohen在《历史三调》中所说的那样，恐惧与绝望被诉诸集体暴力，叛乱因此而产生。

裴宜理对叛乱有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并将其分为掠夺性叛乱与防卫性叛乱两种。相对于以宗族为维系力量的掠夺性叛乱——捻军，东南亚的叛乱更像是以防卫与地方自治为目标的地缘性组织——红枪会。Scott对殖民政府进入东南亚后农民发生的多次叛乱进行分析，并认为造成叛乱的原因是由于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的引入所导致的农民与地主之间原有的社会联系的破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被接受，农民成为农业工人，失去了原有的土地，也失去了同样受到市场风险威胁的地主的庇护。就像阿马蒂亚·森笔下的孟加拉一样，由于广大农村小手工业市场的破坏以及公共资源被收归国有，农业工人失去了在饥荒到来时维持生存的能力。因此叛乱的爆发也成为了必然。虽然农民叛乱的根本原因是精英政府向他们索取过多，但相对于推翻由精英所组成的政府，农民的叛乱更像是一种必要的提醒，希望社会精英能够恢复他们原来所担当的道义角色。正如红枪会与政府的关系，是“以国民党保障地方安全的能力和意愿为转移”的。

虽然正如裴宜理所说，生态不稳定的地区较易爆发农民叛乱。但农民不但有自己的经济结构，也有更进一步的政治与文化需求。传统思想对外来信息渠道更少的农民来说，或许有着更为根深蒂固的影响。 而叛乱，就像克劳塞维茨的那句名言说的，只是这种政治与文化需求的一种延伸而已。当我们将叛乱归因于农作物的歉收时，是否同时也当对政府机制进行反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