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

现在是一个传媒疯长的时代，一个消息从事件产生到传遍众口，用不了半天时间。网络的发达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事件绝不会像语言一样，一出口就已经宣告了其死亡。记录的便利，传播的迅速，结果就是掌故的爆炸。这年头像郑逸梅这样的人在世，大概没什么机会出位，任何一个名人，只要把他的名字打入低俗的谷歌搜索框，然后隆重地按一下回车，关于该人的八卦消息可谓是应有尽有。一人所知虽然有限，但是挡不住集思广益，众人拾柴火焰高啊。人们也已经不满足于在报纸的补白上每天一则地看八卦。八卦就是要汇集成书，胡吃海塞似地猛看。人家刘义庆一辈子才能写一本薄薄的《世说新语》，到了何良俊时代，技术大发展，一辈子也就写两大本续世说。而今天，《非常道》这样的书，一年能出好几本，就连黄集伟老师的语录，一年也保证有一大本，而且还有逐渐增厚的趋势，这怎不叫广大文艺八卦青年喜出望外，眼含热泪呢？

不过正因为如今八卦之易得，我们才敬佩古人之勤劬。试想刘义庆得认识多少人，才能听来看来那么多一手二手的乱七八糟的消息？当然，光知道某某某说了什么，还不算是八卦的境界所在。真正的八卦，那是“某某某说了什么，你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吗？那是因为………。”用一句哲学话语来概括，就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才算是修成了八卦的正果。当然，这个古人不用我们教也会。不但会，而且叉得精熟。所以古人就有个词儿专门称呼这类东西，叫做“本事”。你得知道本事，才算是真有八卦的本事，否则，免谈。

古人的本事一般都往诗里面钻。不但是因为“歌诗合为事而作”，更多的还是由于“诗缘情而绮靡”。例如“恨不相逢未剃时”，糖僧苏和尚到底是因为哪个娇滴滴的小娘子才痛恨起自己的小光头了呢？仅此一例，便可生无限遐想，又遑论其他。所以畅销书作手林琴南才把他的书叫做《巴黎茶花女本事》，一加“本事”二字，茶花女就有了赛金花般的神秘与诱人。林先生的手段，就算是我们今天也是要叹为观止的。

正如溥仪政府智囊团顾问委员王国维同志所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同样一代也有一代的本事。清学殿军章太炎先生熟读说文，喜欢跑到字典里去考本字。那么，唐代人不好这一口，反而喜欢写诗，于是就有了孟启先生的《本事诗》一卷。这书大概读过的人不多，可是知道里面八卦的大概不少。著名的人面桃花故事就是出自这书。其余什么破镜重圆，刘郎重到之类，也都是这书里的故事。唐代人写本朝诗人的八卦，有一种时代上的真实感，作者的笔法又有唐传奇的风度，一路写来，虽然着墨不多，故事中的人物却是各各跌宕自喜。

唐人的生活是健康活泼的，他们享受生活，高揭个性，毫无畏惧。像前面说到的刘禹锡重到玄都观，难得的是无论仕途起落都有诗人的激烈与平和。还有崔护以及刘禹锡的爱情故事，都很真挚，直白，不遮掩自己的情感，也都能得到好的结束。人们都有趣，像李章武遇到考不出试的和尚，虽是公务，却也能写一首诗打趣一下，然后把和尚放走了。被通缉的骆宾王听到年轻的诗人宋之问呕心觅句，也还是忍不住要出来，给续上一联妙对。他们的生活是真正的《诗》的生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才确实是种优雅。而这种优雅，则只能是源自于时代的风尚。只有在那样的时代，才会有李白，有杜牧，有白居易，而我们的这个不幸的市侩时代，只会有与邻居恶斗的钱钟书，只会有摸女人大腿的文怀沙，于是乎忽然之间，在这些人身上，这样那样的八卦和丑闻，就悲哀地冒了出来。

前几天看人写书评，说到钱钟书的优雅，在于其能够把玩知识而不带一种胜人之心。窃以为谈民国说优雅，能举的例子很多，胡适、朱自清、俞平伯、沈从文等人都称得上是优雅，但这优雅却是断断落不到钱钟书身上的。作者大概是忘记了宗璞《东藏记》里的尤甲仁夫妇，联大西迁之时，宗璞才十岁，可若是连一个十岁小孩都对钱氏夫妇留下这样的印象，想必钱是优雅不到什么地方去的。一个人谦抑和蔼的态度，跟究竟是不是从小开始把玩典故和概念，大约是没有任何必然联系的，倒是跟大环境的风气很有关系。我们这个时代，故作惊人语的不少，能真正平心静气跟人商讨一下问题的反而不多。所幸的是我们还有历史，还有多多少少的八卦，有那么多像《本事诗》这样的书，让我们去追怀美好的时代，然后对我们的未来，也开始充满信心与希望。

二战的大背景下面，一段家史，一段情史，造就一个民国女子给我们看。一篇小团圆，倒像是証了苦集灭道的圣谛，皮肤脱净，把这远在尘俗外的临水照花人，一把揪住领子，拖将过来，直到眼前，眉眼无不清楚分明，直到骤然见了平时不甚分明的毛孔色斑，吓得倒退几步。

一路读去，故事倒是多多少少有个轮廓，熟读对照记和今生今世的人，猜也能猜到八九分，反而是细节使人留意驻足不已——这张爱玲最后的墓志铭，倒像是陈冠希的春宫照——小帅哥Edison不妨是淫贱无敌小肠陈，再清纯的阿娇，张开腿也一样是黑压压毛扎扎——就像是邵之雍的老虎尾巴和九莉的三角裤，我们之所以心惊肉跳，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在我们自己身上，也长着那么一个。

这个世界本来惯于塑造一些区别于大众的符号，人看不见的往往不是他人的个性，反倒是人同此理的平凡。对异人的阅读欲，虽说不经意间客客气气平添一道距离，却显得隔岸观火隔雾看花别有滋味。不同流俗的打扮，识趣的小幽默，小诗文，小字画，一点恰到好处的刻薄话……就那么一点，就让我们陷入泥潭不可自拔，对着颗七巧玲珑心想入非非，却不记得包着这颗七巧玲珑心的，也不过是一团充斥着欲望的肉块而已。就算不是不记得，又何必非要杀风景？纵然有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非想杀一杀风景不可，却更教人从何说起？说岁月安稳现世静好，不过是黄泥坛子那么撞来撞去，还是不过是子宫颈折断？说张看胡说的传奇后面是和电影导演的情欲，还是四百元一次的堕胎？这种故事，只宜在女作家笔下，却不宜在女作家身上。女作家就该连提着篮子买小菜的时候都有一种华贵，怎么能在上床时还问对方到底有没有性病？天才也只是一袭华丽的袍，脱下来，跟你，跟我，跟谁都没有两样。

显赫的家世，极有文化修养与品位的母亲，优异的成绩，超卓的才华，与汉奸的旷世绝恋，晚年的神秘幽居生活……看看这些词儿，也无怪乎媒体把张爱玲叫做是民国奇女子，她不但属于入得电视剧的那种，而且还非得是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不可。然而奇女子的生活，又有什么是常人没有的呢？家庭的勾心斗角简直就是自家楼道里的事儿，大龄文艺女青年和已婚老男人的感情纠葛也早成了人们不绝的谈资，张爱玲的写作，其范围从来也没超出过自己的小世界。摒去这些扫兴的东西，大家津津乐道女作家对词语的敏感，仿佛这样就将其抽离了那个和我们身边所有女人一样小心眼，爱计较，自私自利，充满着欲望的女人躯壳。人们害怕女作家有着和所有人一样庸凡的一面，因为庸凡就意味着猥琐，绝望。当人们好不容易找到这样一本书，赖以将自己和他人区别开，享受一把偶开天眼见红尘的快感时，怎么能容忍，这只眼，原来也只不过是红尘中的匆匆一瞥？

关上门，关上窗，女作家要的，其实也没比陈冠希多多少。小团圆告诉我们，女作家的成长和所有人一样，也都只是在钱和性这两个话题上惶惑纠结。钱总是不够用，性总是不够爽，文艺青年从来不承认这两点。玩一点文字或语言的的小把戏，文艺青年们站出来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孤独，我们需要感情上的慰藉！然而，这种暧昧的的小情调，本质是什么？前期叫做智力游戏，后期就是推倒在地。华丽妖艳摇曳多姿的胡兰成，也绝不会忘记用一点强，把小护士按倒在自己床上，更不会忘记换换体位，跟张爱玲玩一下69式。语言本身就是口活儿的绝好隐喻。语言的挑逗，是口技，是舌功，两者同样是经验丰富就能使人快乐。也一样都是彬彬有礼的障碍与陷阱。略翻两句胡兰成的情话儿，看看它们多么恰当地印证了维特根斯坦那个著名的命题：不要问意义，要问使用！

无论是广大教主张爱玲还是籍籍无名挂qq的网络小诗人，其饥渴，干枯与阴暗完全没有什么不同。张爱玲从不粉饰男女之情，却免不了去找个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来说说情话；小文艺青年或许绝不吝啬自己的溢美之辞，但心里想的，也不过是躺在床上，搂个光溜溜的姑娘。每天发生一万遍的事情，都在恋爱的大旗下，各行其是。恋爱的表面，是文字障，是语言的使用，其后面哪还有经得起追问的意义？文艺青年迫不及待地恋爱，美其名曰遇见了相对说声“你好吗”的人，在解决生理需要的同时，却止不住地冒着傻气，我们实在是比自己想象的更加愚蠢。

对于总有皮毛渴望的我来说，我承认这世上最好的事情莫过于搂着个光溜溜姑娘睡觉，间或有一法式深吻，如果两人都没有口臭的话。但如果想用语言编织的任何东西去强奸对方的思想，事情将会变得糟糕透顶。可是，没有语言的插入作为先导，姑娘怎么会心甘情愿被文艺青年插入呢？因此，这始终是个悖论。文艺青年也因此注定要受煎熬。张爱玲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一点，她只不过是先前愚蠢了那么一下，然后徒劳地找补了半辈子，最后到了小团圆，一样是找补不回来。这世界总不会是文字与名相构成的，什么锦绣文章也遮不住自己在钱和性这两个话题上所表现出的怯懦与无能。张爱玲性冷感，胡兰成滥性，都只不过是因为这玩意儿绝非语言能粉饰，能控制。这两人都拼命要写一本知我罪我的春秋给自己挡脸。结果当然都没挡住。当然，广大教下的文艺青年就更挡不住，不得不祭起种种借口来掩饰自个儿的渴望与卑微。当文艺青年们在对着光溜溜的姑娘脱下语言的兜裆布的时候，到底敢不敢断喝一声，我他妈想要的，就是这个！

      李一氓在党史上大概算是个边缘化的人物。虽然他资格甚老，曾经和邓小平一起赴法留学，又参加过创造社，是郭沫若的入党介绍人，北伐时又是政治部的重要角色，也参加过长征，但如果讲起1949之后的风云变化，我们几乎找不到这个名字。对于其建国后所做的工作的唯一印象，大概就是其主持的古籍整理了。他是藏书家，也是版本学家，他的词集收藏，据他自己说可以跟郑振铎相颉颃。或许这使得李氏在建国后的默默无闻相对好理解一些，在别人拼命挤向权力斗争的中心的时候，他独自逍遥于琉璃厂的坊肆之间。比起同样爱好收藏的陈伯达，康生，甚至是田家英，李一氓在怯懦之中，也不乏一种避世的精明。就像他自己说的，在潘汉年一案中，他作为众人皆知的潘的老朋友，“只能躲之唯恐不及”，或许其中也不乏一些自嘲的意味的。

     然而李氏确实有学问，虽然这学问轻易不露。相对于康生嘲讽纪晓岚鉴砚走眼的沾沾自喜，李的学问要沉潜深厚得多。李善书，一笔颜字学何绍基而自有面目，其实远较舒同的横蛮滑俗来得高明。李的版本校勘也是有目共睹，其《花间集》校给当时的古籍整理确实起到了示范的作用，相较于康生偶一为之的小说版本考证，功力也不可同日而语。一部《存在集》，既讲文献，又讲文艺，又讲文史，而眼光又多有独到之处，其高明不减当时任一方面的学者，而这些又都植根于其深厚的古籍知识，这在共产党干部中，又是少见的了。

     李氏的古典文献整理思想对今天影响很大，后来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基本就按着他的路子走。分类明确，注释简单，多刊孤本，不印宋以后的大类书、丛书。这些今天看来也是颇具眼光的。尤其是他提出古籍整理包括学术史的写作，这一点眼光要比很多学者来得深远。他批评柳如是别传琐碎，王仲闻所注李清照集庞杂，都很切中肯綮。

    李氏在史学方面的眼光也很好。他读辽史，指出China是契丹的对音，很有道理。在明代以前的中西交流中，汉族一直都不是与西方接触的主体，非得把China和汉族的什么东西联系起来，本来就没什么根据。坊间有人说是秦，有人说是晋，还有人说是景德镇的昌南，未免穿凿过甚。他对康有为的改革也看得很准，说康氏立孔教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非得在中国也造出一个神来，很具启发性。他编关于黄山游记的文章，猜测由于黄山地点偏僻，山深林茂，大概反清势力把那儿作为一个联络点，这也是值得去研究的。这样的东西细细写出来必然精彩，然而他总是只说个大概，不喜琐碎饾饤，向来是他的风格，跟他整理古籍的指导思想一样。1981年他编全明词，发现明代很多女词人，于是给了六点解释：1.明代商品经济发展，中产以上的家庭中，妇女劳动已经不占据主要位置，有时间来创作。2.江浙区域文化发达，许多书香门第出身的女性知识分子，不从事经学考证研究，则在词章上发展。3.社会变革使封建时代的妇女，在心理上要求某种程度的自由。4.词体较诗来得随便，适合抒发情感。5.同时，词也是和妇女的生活环境相契合的。6.当时这种风气普及，甚至女伶和妓女也从事创作。 他就那么简简单单讲了六点。十三年之后，一个美国人高彦颐写了一本书《闺塾师》来研究晚明女性创作。结论也不过就这六点而已。如说才女文化是江南地区城市化与商品化的发展；“韵律、抒情与女性的联系在词这一文体中表现得特别强烈（p64）”；“女性的学问，特别是诗歌，是一个家庭的传统（p135）”；男性知识分子伙伴式的婚姻理想导致的名妓文化对家庭生活的侵入；“明末清初社会性别体系的弹性不是建立在压制女性的约束力上，而恰恰相反，它为表达多样性留下了机会……受教育的女性都抓住了这些机会，以作为其个人满足和更大社会性别平等的手段（p309）”。当然，在高氏的参考书目里没有李一氓的文章，研究晚明社会史的，大概也不读《存在集》吧。

     作为一名曾经的创造社成员，李一氓的文艺知识同样丰富。评起戏来也不外行，讲到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他说：“《四郎探母》一个言前辙到底，就是其他京戏或近时新编的京戏都赶不上的。”讲到《锁麟囊》故事的原型，他拈出焦循《剧说》所引的胡承谱《只麈谭》来。对于假学者，他狠狠地剥去其画皮。例如对某个学界混混的《屈原九歌今绎》，他的评价是：“译文非常不贯串。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亦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没有深刻地了解原文，仅是依照字面随意译出的。”相比现在某些给别人捧臭脚的所谓学者，李氏的学养和人品都高出好多。

    对于他擅长的书法，他也有不俗的看法。例如说沈曾植的字脱胎于苏轼，只是写得“略微调皮一点”，也是别人不曾有的见解。当然，也许他本人并无意为学者，就像他常用的闲章“长征战士之一”一样。他归根到底还是个革命者。至于学问，大概正如他在《明清人游黄山记钞序》里面说的：“风景流连，总要眼界宽阔而已。”

 2008.9.25于清水湾

      晚上跟刘公去中文大学听梁庚尧的课。回来的路上谈到刘公当时科大interview时候的情形。当被问至经济史对研究文学有什么用的时候，刘公举了一个彭信威举过的例子。即《西游记》中写到悟空拔三根毫毛变做三文大钱，买了好几个大馒头，四人吃饱。于是刘公说，如此的低物价只能出现在明代，故而经济史也可以帮助做文学作品的断代。张敏老师当场予以否决，说西游记成书当早于明初，这个结论根本不可靠。刘公当时被吓住了，如今想起，心中仍是忿忿。

     回去查了一下，发现这个问题是个老问题，无数人说过。于是找了几篇文章寄给刘公，顺便附了点意见。转录如下：

  As a PG student concentrating on linguistics, I'm so ashamed for my ignorance of the study of Xi Youji in a perspective of syntactical analysis. There are uncountable treatises debating on the author and date of Xi Youji, and a handful of its grammatical features have been proved earlier than Ming Dynasty. That's why a linguistic-majored scholar may easily pick up a conclusion that Xi Youji was created before Ming Dynasty. However, I think Peng Xinwei's argument is  still a very strong evidence that Xiyouji was written in Ming Dynasty, or at least there was a rewriting at that time.

   Anyway，我觉得彭说得不错，三文钱买一大堆馒头，这种通货紧缩的情况，只有在明以后才可能出现。即使在语言学面前，经济史也还是个强证据，我们要相信它。

      如果历史学家下了岗，那么什么职业适合他们，让他们得以有机会响应一下刘欢那首著名的《从头再来》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不错的建议则是私家侦探。正如某位仁兄将余英时那本《方以智晚节考》评价为最精彩的侦探小说那样。历史学家的工作，本是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叙述与记载中，勾剔细节，梳理理路，凝聚起弥漫于空气中的流言以成其论述。不但如此，一个成功的历史学家还要像一个侦探熟谙山川地理，世态人情，风物习俗甚至是神学，数学，物理，化学，医学，植物学等等各类琐屑知识，才能从白纸一张的文献中，惟妙惟肖地剪出一个立体的古代社会，巧妙地将所牵涉的事件嵌入，把一件早已缄默于街头巷尾的疑案原原本本呈现于人前——当然，如此聪明的历史学家则也免不了其狡狯，悄悄地在自己的讲述中夹带些私货，以期鱼目混珠——从而为后代历史学家造成新的疑案，教人颇费思量了。

     这样的历史学家不免又让人想起另一个职业——小说家。实际上，当我们查一查小说的家谱时，就会发现其与历史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小说者，仍谓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背于儒术者矣。后世众说，弥复纷纭，今不具论，而征之史”。而将小说称之为“稗说”也正是取其外于大米小麦的正史之意，当然，这也是张大春那本《小说稗类》之所以得名处。

     历史与小说之间本是一线之差，就像《桃花源记》不妨被陈寅恪用来说明北朝的坞壁，而《夷坚志》也可以作为宋代经济社会史的重要材料一样。而巧妙羼入历史中的小说则悠然自得，获得了其双重身份。且不说Uberto Eco在其小说中所构筑的真伪难辨的世界，先讲讲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小说——《古文尚书》的故事。

    《古文尚书》疑案的侦破，经历了从宋代到清代的漫长过程。《尚书》所说，本来就是在考古学上所谓于古无征的历史。而《尚书》却能纪录其禅替，职官，朝聘，祭祀。所谓三代世界，就是个活灵活现却又迷雾一团的世界，像什么呢？……啊，就仿佛是张大春笔下的那个竹林市。正如张大春所说，“竹林”，有如一面白白淨淨的牆，被徐老三的散銃打上個千兒八百發彈丸，每个弹痕都不是竹林，而每个弹痕又都是竹林市。事实上，若是我们相信陈梦家的“夏世即商世”之说，难道我们不能说，夏朝就是那广阔的殷墟，每一处遗址都不是夏朝，而每一处遗址也都是夏朝么？又何必二里沟，又何必如鸟头先生所云，大禹大禹一只虾？

     然而，就算大禹仅是个传奇，《大禹谟》却不可或缺，如Eco一样博通他所处时代所有学问的王肃，从《荀子》里面找到了如此精妙的十六个字，自然是迫不及待地放入了他所创造的历史中。并且成了理学家代代心传，自谓得古人之秘的不二法门。王肃的小说游走于历史沉重的身体间，时不时投来轻蔑一笑。稗草般的小说从来不像历史一样强调其合法性，它大声地把自己说出来，斯人斯事，确凿有征。空留历史学家伫立迷瞪。

     小说本身并无需小，甚至可以有比历史更宏大的叙事，家国天下，信手拈来，稍稍装入一些背景，便与Hayden White的叙事历史相去不远。张大春可以写从晚清到民国的江湖，写漕帮，写蓝衣社，写军舰上暗藏的二十万两黄金。它们一一印合于其余的历史记载，却又有着不同的连缀，或者用White的名词，不同的情节化模式。这到底是真，抑或是假？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外，却是令人颇费猜疑。

      不妨说回《古文尚书》，这部疑云密布的历史在一千年之后遭到了天才学者阎若璩的拷索。按照钱大昕的记述，阎若璩二十岁时候读到《古文尚书》，就“即疑其伪”。于是便写成了《古文尚书疏证》，花了三十年的时间，于是“乃尽得其症结所在”。阎若璩细细梳理其文字，一一验其出处，再对照其内在理路，寻找叙述间的矛盾。而《古文尚书》终因其抄撮之痕以及内在舛漏矛盾，被阎若璩抓了破绽，一举驳倒。仿佛西游记里说的，历史就地打了个滚，便变回了小说的原形。

      历史与小说的关系到了福柯那儿成了个强命题，一切历史不过是互相关连的话语的网络。无论历史与小说，其叙述已经让位于叙述的动机，而历史与小说也都成了平等的材料。被攻破的《古文尚书》失去了其权威，而未攻破的《竹书纪年》《越绝书》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史料价值。事实上，无论后世如何精密地编织叙事，最好看的历史还是司马迁那写得栩栩如生的《史记》。而张大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如此可爱。还记得那个戴震质问塾师的故事，千年后的朱子何以知千年前圣人的想法。其实何必不能知，朴学家们有些时候还是太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