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调·夜行房

     宋先生去世也已经有了年头。那时候刚知道他的死讯，我还在浙大西溪校区东一六楼的斗 室里面，苦苦消磨自己的愤怒年华。想让一个心潮澎湃的年轻人安于纸上学问那是多么不易，然而我也不得不到这个时候才敢于承认自己的努力基本失败。清儒也 罢，近儒也罢，那会儿读了的东西，也没读进去多少，只不过仗着记忆力好，时而拿出来卖弄一下而已。要说究竟从经到传再到疏的兜兜转转里面有多少有益于性命 的东西，怕是一点也没有。性命与学术同是大词，然而，就像对于远行的人一样，性命是流浪中每日从早到晚风尘的真切，而学术只不过是挂在嘴上的遥不可及的终 点，事实上，停在哪一点对旅行来说并无分别。
　　
　　 宋先生的训诂学问我勉强能看懂。也都是那会儿我觉得有趣的东西，本科的时候崇拜刘申叔黄季刚，以为非真学者不能如此。宋先生是黄季刚的再传弟子，说文读得 当然是熟的，这是章黄那一派的优势。李荣曾经攻击陆宗达，说其有章黄之短，无章黄之长。我觉得这句话确实命中要害，也认为在这个时代照章黄那一路做下去没 有好下场。那是因为，章黄读过的书，再读一遍并不很难，但章黄的识见，不是读过他们读过的甚至是没读过的书就能有的。
　　
　　民初是个混乱之世，“伯沙博士同扬榷”不但拿走了敦煌的经卷，也输入了语文学派的范 式。这也是中国学者以国学比附西学，为国学正名的第一次努力。国学摇身一变成了历史学，成了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刘师培要说“故治小学 者，必与社会学相证明”，看到程树德说“恒可因制字之故窥见上古逸史与其社会之情状”，看到刘博平说“（说文古音谱）大抵以语言文字皆史为主旨”、“吾人 识字，无异读史。”这些人手上都是乾嘉的技术，嘴里却是西来的观念。
　　
　　 相对于这些人的缴械投降，章黄则是以复古为大纛。强调“古义”，强调“国闻”以与西来之学相抗衡。实际上，在学问之外，章黄并不好古。这里值得说的一点 是，章黄始终都是民族主义者，其之复古，实际上是学术上的民族主义在西方学术范式压力下，合乎逻辑的反应。这里也可以看出章黄与申叔的分野。刘其实不是激 烈的民族主义者，而是无政府主义者，投靠端方，除了见其人品之外，与其本身并不强烈的华夷之辨，不无干系。
　　
　　 其实无论是传统上把小学作为大学的起点，还是在新观念里把小学作为史学的工具，小学始终逃脱不出附庸的地位。看大家对小学工作意义的理解，实际上已经足以 为民国学术史分个期。而沈兼士与杨树达则是属于后期人物了。把语言文字本身当作是个自足系统，其研究不假于外部的历史文化参照，这已经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观 的萌芽。另一方面，沈和杨的研究目标是寻求通则与规律，而非章氏的基本单元，这已经是弈棋规则与棋子的区别。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杨树达会写语法书而黄侃不 会，对于系统，结构的关注，导致了民国时期古代语言学研究的视角变换。也难怪积微公在日记里要对运甓公讥讽有加。
　　
　　 我也不是看不起宋先生，然而总觉得老老实实读说文的人，实在是不必出来高谈阔论什么学术史，为自己的祖宗牌坊张目。我们这些后生小子不妨讲讲天下大势分久 必合合久必分之类的空话，丢人了也没人在意。之所以谈论这个，也实在是因为不学无术，做不了扎扎实实的学问。而颖明先生门下高足也要来插一脚这个混水， 不免有良人为娼之嫌，当然如今已经是满门皆娼，食君禄、报君恩、云游四方谈文学谈哲学的有之，研究什么八杆子打不着的构形学的也有之，则我等讲讲八卦，大 概也还光荣些。如此来想，大约也就不觉得对不起东一六楼那三年蹉跎岁月了。至少，宋先生的《文始》，没我读得那么深透呢。

《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
宋永培 著
ISBN: 9787806592205
定价: 35.0
出版社: 巴蜀书社
装帧: 精装
出版年: 2001-06-01
 

(《读品》用稿，写给猫乎乎的小猫猫) 

    如今的语音学（phonetics）离四声八病的时代已经忒远，偶尔平平仄仄一下，也已经落不到诗料的行列里面去。如果要拿个什么学科来跟当代的语音学做个类比，大约用病理学（pathology）要比用文史之学好得多。饱含数-电转换与信号处理的语音分析软件，解剖刀一样插进语音流之中，切断，剥离，注入科学话语，将其固化为长期保存的标本。所不同的只是，病理学剥离的是组织，而语音学剥离的，则是音段（segment）。被置于科学话语域内的音段干枯虚弱，令人无从想象它曾经有过血肉分明，充满情感与生命力的过去；更无从想象，它曾经在一个世纪之前，如此鲜活丰满地绽放于伦敦河滨街畔的一个卖花女之口，从而展开她走向鲜花，钻石，晚礼服与大使晚宴的旅程。

由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窈窕淑女》（My Fair Lady）1964年获得奥斯卡八项大奖，次年又获得金球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这大概是电影史上唯一一部与语音学有关的电影，剧本改编自萧伯纳的《卖花女》（Pygmalion），原作没有美国小市民热衷的大团圆结局，不至于甜腻腻的教人倒胃口，剧名更是清峻有味，不经意之间掉一下书袋，十足的旧英国绅士派头。

十九世纪末，语音学在英伦三岛还是刚露头，不要说老百姓，连学术界也还未听说这门学科的名号。萧伯纳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识语音学，就深深为其魅力所倾倒。那会儿萧伯纳正致力于讽刺上层资产阶级生活之虚伪，所借重语音学的，也只是一个天真的期待：语音学的魔力可以抹平不同阶级间的口音差异，消除阶级间的不平等。他在《卖花女》中编织了一个梦，而造梦的正是全剧的重中之重，语音学家希金斯（Higgins）。

正如拉康所说，脱了轨的能指意味着欲望的涌现。不给耳音灵敏，脾气暴躁的希金斯教授找个所指回来，我们心里总也不得安逸。希金斯教授到底是谁？萧伯纳的时代，正是英国语音学家亨利·斯威特（Henry Sweet）蜚声学界之时。这位“甜先生”性格乖戾，言辞尖刻，然而命途多舛；尽管他在欧洲大陆广受尊重，被称为“天才的语音学家”，然而从未见容于英国学界，没有英国大学愿意提供教师职位给他。斯威特只得靠专栏写作与家教为生。直到1901年，牛津才给他一个讲师职位，斯威特犹豫一番，最终还是接受了。

    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知道斯威特与萧伯纳过从甚密，在《卖花女》的前言中，萧伯纳称斯威特的速记法乃是最高效的英文速记法。大概他心目中希金斯用的，就是这套“不是正经字”的东西。虽然如此，萧伯纳大概也没能从斯威特那里得益多少。他的《卖花女》充分展示了他对当时伦敦各阶层的不同口音及其体现出的社会风尚充满了一知半解的盲目认识。连他自己都认为语音学只是为“由于满口土话而找不到高尚工作的人”提供一个向上流动的机会。萧伯纳大约也不好意思拉斯威特陪绑，故而，尽管在《卖花女》中，他承认戏中人有斯威特的特点，但在前言里他又说：“戏里的希金斯不是照抄斯威特，要是在斯威特那儿，爱莉莎·桃丽特的历险就得落空”。不过，文献学家赖恩（C. L. Wrenn）在他著名的《亨利·斯威特》一文中就坚定地认为，希金斯完全反映了斯威特的某些性格特征。这篇了解斯威特的必读文献已经被列入维基百科的“亨利·斯威特”条目下，几乎为希金斯的疑案定了性，流毒甚广。然而，在B. 柯林斯（B. Collins）与I. 米斯（I. Mees）两人合著的《真实的希金斯教授》（The Real Professor Higgins）一书中，则对此疑案提出了新的考查。他们指出，在剧本中萧伯纳有一则声明，他说：“我对新一代的语言学家所知甚少，但其中最著名的大约是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当时的桂冠诗人是罗伯特·布里奇曼，Robert Bridgeman），希金斯从他那儿借来了弥尔顿式的同情心，尽管我不承认希金斯有任何原型。”

柯林斯认为这则声明相当怪异。第一，将布里奇曼认为是语音学家，暗示了萧伯纳对当时语音学界的情形一无所知。布里奇曼虽然发明过一套英语正字法，但是他实际上根本不懂语音学，他在语音学史上最有名的事迹，大概就是他跟琼斯为了英语的正字法吵过一架。第二，萧伯纳明明在写一个和语音学有关的剧本，但是却声称自己与这方面的学者毫无接触，这实在不像是萧伯纳的所作所为。第三，柯林斯说，“萧伯纳说了假话，毫无疑问，他事实上和丹尼尔·琼斯（Daniel Jones）很熟。”

（语音学家 Daniel Jones） 

    丹尼尔·琼斯是当时英国最著名的语音学家。1881年出生于伦敦。他的父亲是个律师，因此希望他子承父业。大约是出于青少年期习惯性的叛逆，琼斯本人对法律并无好感。中学毕业以后，琼斯曾经在德国著名的马堡语言学校（William Tilly's Marburg Language Institute）修习过两年的德语，就在那时，琼斯建立起了对语音学的兴趣。两年后，琼斯在剑桥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此后便一心投入了语音学的怀抱。1905年，琼斯负笈法国，向法国语音学家保尔·帕西（Paul Passy）学习当时还是一门冷僻学科的语音学。学成之后，琼斯回到伦敦，在伦敦大学大学院（UCL）任教语音学。

    帕西在当时的语音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直到如今在语音学史中还是如此。他创立了国际语音学会并担任主席。出版了第一本专业语音学杂志。当时的语音学主要是提倡用音标来标写各种语言，而帕西所使用的音标后来被作为典范，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国际音标（IPA）就是从帕西的音标发展而来。

    值得一提的是，帕西也是中国第一位语音学家刘半农的博士导师。1920年刘半农负气西行，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无疑，琼斯也教过他），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四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1925年秋刘氏回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专讲语音学。刘氏也曾将帕西的著作《比较语音学概要》（Petite Phonétique Comparee）译为中文，由赵元任作序，于1922年出版。

    1912年萧伯纳创作《卖花女》的时候，琼斯已经是继斯威特之后英国语音学界的代表人物，一时风头无二。而斯威特正受到由于长年生活艰苦而造成的贫血症的折磨，并于同年遽归道山。因此，柯林斯认为，萧伯纳这个纰漏百出的声明，是与当时英国的反诽谤法捉了个迷藏。此时琼斯在英国语音学界如日中天，又正值其将被授予教授(Reader)职位之际，很容易受到含沙射影，无中生有的污蔑。把希金斯的形象安在九泉之下的斯威特身上，相对要安全得多。萧伯纳虽然一口否认任何原型的存在，但剧本中还是漏出了与琼斯来往的蛛丝马迹。尽管剧中存在很多夸张的外行话和极富争议的语音学观点，但仍然有一些相当写实的段落。例如希金斯对于元音细微差别的敏感，简直就是琼斯的翻版。

    此外，场景中希金斯的实验室，也套用了琼斯在伦敦大学的语音实验室的布置。那排“小风琴管子”的原形是琼斯的元音合成器，这是1912年巴黎大学送给琼斯的礼物。萧伯纳的描写如果不是来自琼斯本人的描述，那就只能是他去琼斯的实验室拜访琼斯时，亲眼所见了。不但如此，《卖花女》的故事确实在琼斯身上发生过。他曾应萧伯纳之请，帮一位美国女演员莫莉·汤普金斯（Molly Tompkins）做过语音矫正。汤普金斯在她与萧伯纳的书信中也提到了这一事件。当然，最终她从琼斯那里顺利毕业了。

    而希金斯之得名，也和琼斯颇有瓜葛。萧伯纳曾经告诉他的学生富勒（J. O. Fuller），当他某次在公共汽车上来回踱步，构思《卖花女》中男主人公名字的时候，看见了一家名叫“琼斯与希金斯”（Jones & Higgins）的店，这简直就像一次奇妙的开示，萧伯纳当即决定，将主人公命名为希金斯。

    一张指向琼斯的网大致已经编成，则琼斯之为希金斯的原形，几乎可称定谳。可为什么琼斯与萧伯纳会对此三缄其口？相对于口无遮拦的萧伯纳，问题应该还在琼斯身上。思想保守，学院气深重的琼斯无法接受萧伯纳对于语音学家无知而无畏的描写，更没法接受剧中大量的粗话和语音学家爱上年轻女弟子的剧情。或许他们曾经有约定，有生之年决不向公众透露他们曾经的合作。但故人已邈，已经无从考证了。

    然而琼斯最终还是接受了《卖花女》，或许是因为，它在宣传语音学方面的贡献，是任何一个语音学家都做不到的。1935年，国际语音学大会在伦敦大学召开，54岁的琼斯特地安排皇家戏剧学院的学生为与会者演出了一场《卖花女》。而在他学术生涯到达尾声的时候，在一次公众演讲中他再次发表了对于《卖花女》的观点。或许，这也是他对他与萧伯纳的这次神秘合作的一个最终评价：

    “他创作了《卖花女》，让语音学变得妇孺皆知。尽管在剧中他对这门学科作了不少荒唐的描写与武断的评价，他还是成功地以他那萧伯纳式的风格，将语音科学的性质与其可能的发展前景，带入了大众的视野。” 

2008.9.17于清水湾畔

  Beverley Collins and Inger M. Mees: The Real Professor Higgins: The Life and Career of Daniel Jones.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