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

      当洛阳令魏镳在洛阳桥上看见堤岸上带着侍女闲游的曲云卿时，她正处在一个女子一生中最美好的那段年华，衣衫绰约，容貌娇艳，于是魏镳呆呆地站在那儿，看了她许久。他那时候还不知道，她精通音律，舞姿曼妙；更不知道她的家就在桥北岸的刘府，而她的祖父，就是那位由于得到聂隐娘保护而在刺客精精儿与妙手空空儿的剑下逃生的传奇刺史刘昌裔。

     这段描述听起来那么像一个小说的开头。然而却是实实在在写在墓志上的东西。曲云卿的妈妈叫做曲丽卿，是刘昌裔的幼子刘纾的侍妾。可刘纾并不喜欢她，把她让给了另一位官员。她一生有四个女儿，曲云卿是最小的一个。她的三个姐姐都在出嫁后不久就去世了。也许是因为不希望自己一生的遭际在女儿身上重演，当魏镳上门迎娶曲云卿的时候，曲丽卿不要彩礼，只求魏镳能够给自己钟爱的小女儿一个名分。幸而魏镳并没有像很多唐人故事里面所写的那样薄幸，他和曲云卿婚后的生活很幸福，曲云卿在洛阳为魏镳生了个孩子，后来魏镳升任南阳太守，曲云卿也随之赴任，在那儿，她怀上了魏镳的第二个孩子。而这时候曲丽卿则因病身故，临终前她由于担心女儿在孕期受不了丧母的打击而出事儿，还要求自己的长子，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刑警队副大队长（东都留守衙前虞侯）的李从约，不要将自己的死讯告诉妹妹。这一切都被魏镳写进了他为岳母所撰的墓志里，墓志的文字，在沉痛之余，精致得不逊于任何一篇著名的唐人传奇故事。

      二十五史的世界常常使我们感到抽象而陌生，皇朝的更替冷冰冰地像是政治书上的条文。然而，历史的世界的每一个断面，都像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血肉丰满，有欲望，有温情，人与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编织成无数交杂错综的故事。在正史中它们被一笔抹去，而在墓志、碑记这类它们能够获得话语权的场域之中，它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自己含情脉脉的絮语。而台湾历史学者卢建荣的《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就是由这些絮语聚合而成的一本极富可读性的史学著作。

     说是死亡文化，实际上不如说是从墓志的文本分析入手的中古家庭丧葬礼制研究。全书围绕的中心话题是墓志内容的演变以及从中反映出来的家庭礼制变化。“死生亦大矣”，在当时的生活中，死人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活人，从择地迁葬到入土合榇，每个细节都涉及当时的风俗与信仰。例如，由于扬州“江畔土薄”，所以六朝隋唐之际的世家大族无不选择北邙山作为自己的家族墓园，而“归葬先茔”则成了多少人一生的梦想。 书中描述了一位寡妇苏氏散尽家财，乞贷友邻，以只身之力携夫家三代六口的灵榇从常州北上，归葬洛阳北邙山麓王氏墓园的故事。这些得附先茔的死者，在他们的墓志最后，会缀上两个看上去像是套话的字，“礼也”。今人已经无法想象，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不易。先人选择不合礼的葬式，其子孙需要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一些妇女由于信仰佛教，在临终时不愿意遵守儒教的规定与亡夫合葬，子孙们只得在墓志上以合葬不符古制的理由为自己开脱。而更不幸的大概是一位叫高琛的小官，他本想把自己两位亡妻的遗骸运回洛阳与自己合葬一处，结果，他自己死了之后埋在了洛阳平阴原，“礼也”。可是他的两位夫人，由于占卜者卜不出一个合葬的吉日，只好“且仍旧贯，以俟他年”了。此后山川殊隔，是否会有子孙不惜代价完成先祖的心愿，我们不得而知。

     本书的价值原不在于作者概述性的结论，例如佛教传入之后所形成的不同于儒家的另一种死后世界观等，而是在于作者所叙述的那么多鲜活的故事，面对同样的一件事——养生葬死，家家都有自己的悲欢，它们跨越历史，跨越朝代，漫不经心来到我们身边儿。我们的同事，朋友，亲戚，家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着它们的影子。在书中我们可以看见由于儿子出国三年而望穿秋水，相见时“悲过于喜”的老母亲；可以看见临终不忘将自己的一箱好衣服留给儿媳妇的婆婆；可以看见在妻子坟前回想起妻子临终时谛视儿女的，伤心欲绝的丈夫；也可以看见在护送岳父灵柩回乡的路上染病身故，才二十岁便抛下老母妻子撒手人寰的不幸女婿；还有连丧二子，在亲自为儿子撰写的墓志中缠绵悱恻，悲痛欲绝的父亲。这些故事仿佛是老人口中的讲古，却又像是我们的每日见闻，也可以算是我们对并不遥远的未来，那些市井生活的预期。而正是这些绘声绘色的小故事，才为我们勾勒出一副轮廓分明的中古中国社会生活的图景来。

     本书作者在上世纪90年代将欧美流行的新文化史学译介到台湾，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地以这一范式进行唐史研究。本书就是他向著名的新文化史家，著有《档案中的虚构》与《马丹·盖赫还乡记》的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致敬之作。作者尚有多本以叙事体写就的唐代区域史著作，可谓是本本精彩。借他人的一句话，这只游走于史学边缘的小虾米，已经隐隐透露出力搏传统史学的大鲸鱼的力量了。

《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
作者: 卢建荣
副标题: 历史与文化丛书36
ISBN: 9789861730103
页数: 323
定价: 新台币350
出版社: 麦田出版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6

     宋先生去世也已经有了年头。那时候刚知道他的死讯，我还在浙大西溪校区东一六楼的斗 室里面，苦苦消磨自己的愤怒年华。想让一个心潮澎湃的年轻人安于纸上学问那是多么不易，然而我也不得不到这个时候才敢于承认自己的努力基本失败。清儒也 罢，近儒也罢，那会儿读了的东西，也没读进去多少，只不过仗着记忆力好，时而拿出来卖弄一下而已。要说究竟从经到传再到疏的兜兜转转里面有多少有益于性命 的东西，怕是一点也没有。性命与学术同是大词，然而，就像对于远行的人一样，性命是流浪中每日从早到晚风尘的真切，而学术只不过是挂在嘴上的遥不可及的终 点，事实上，停在哪一点对旅行来说并无分别。
　　
　　 宋先生的训诂学问我勉强能看懂。也都是那会儿我觉得有趣的东西，本科的时候崇拜刘申叔黄季刚，以为非真学者不能如此。宋先生是黄季刚的再传弟子，说文读得 当然是熟的，这是章黄那一派的优势。李荣曾经攻击陆宗达，说其有章黄之短，无章黄之长。我觉得这句话确实命中要害，也认为在这个时代照章黄那一路做下去没 有好下场。那是因为，章黄读过的书，再读一遍并不很难，但章黄的识见，不是读过他们读过的甚至是没读过的书就能有的。
　　
　　民初是个混乱之世，“伯沙博士同扬榷”不但拿走了敦煌的经卷，也输入了语文学派的范 式。这也是中国学者以国学比附西学，为国学正名的第一次努力。国学摇身一变成了历史学，成了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刘师培要说“故治小学 者，必与社会学相证明”，看到程树德说“恒可因制字之故窥见上古逸史与其社会之情状”，看到刘博平说“（说文古音谱）大抵以语言文字皆史为主旨”、“吾人 识字，无异读史。”这些人手上都是乾嘉的技术，嘴里却是西来的观念。
　　
　　 相对于这些人的缴械投降，章黄则是以复古为大纛。强调“古义”，强调“国闻”以与西来之学相抗衡。实际上，在学问之外，章黄并不好古。这里值得说的一点 是，章黄始终都是民族主义者，其之复古，实际上是学术上的民族主义在西方学术范式压力下，合乎逻辑的反应。这里也可以看出章黄与申叔的分野。刘其实不是激 烈的民族主义者，而是无政府主义者，投靠端方，除了见其人品之外，与其本身并不强烈的华夷之辨，不无干系。
　　
　　 其实无论是传统上把小学作为大学的起点，还是在新观念里把小学作为史学的工具，小学始终逃脱不出附庸的地位。看大家对小学工作意义的理解，实际上已经足以 为民国学术史分个期。而沈兼士与杨树达则是属于后期人物了。把语言文字本身当作是个自足系统，其研究不假于外部的历史文化参照，这已经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观 的萌芽。另一方面，沈和杨的研究目标是寻求通则与规律，而非章氏的基本单元，这已经是弈棋规则与棋子的区别。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杨树达会写语法书而黄侃不 会，对于系统，结构的关注，导致了民国时期古代语言学研究的视角变换。也难怪积微公在日记里要对运甓公讥讽有加。
　　
　　 我也不是看不起宋先生，然而总觉得老老实实读说文的人，实在是不必出来高谈阔论什么学术史，为自己的祖宗牌坊张目。我们这些后生小子不妨讲讲天下大势分久 必合合久必分之类的空话，丢人了也没人在意。之所以谈论这个，也实在是因为不学无术，做不了扎扎实实的学问。而颖明先生门下高足也要来插一脚这个混水， 不免有良人为娼之嫌，当然如今已经是满门皆娼，食君禄、报君恩、云游四方谈文学谈哲学的有之，研究什么八杆子打不着的构形学的也有之，则我等讲讲八卦，大 概也还光荣些。如此来想，大约也就不觉得对不起东一六楼那三年蹉跎岁月了。至少，宋先生的《文始》，没我读得那么深透呢。

《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
宋永培 著
ISBN: 9787806592205
定价: 35.0
出版社: 巴蜀书社
装帧: 精装
出版年: 2001-06-01
 

      李一氓在党史上大概算是个边缘化的人物。虽然他资格甚老，曾经和邓小平一起赴法留学，又参加过创造社，是郭沫若的入党介绍人，北伐时又是政治部的重要角色，也参加过长征，但如果讲起1949之后的风云变化，我们几乎找不到这个名字。对于其建国后所做的工作的唯一印象，大概就是其主持的古籍整理了。他是藏书家，也是版本学家，他的词集收藏，据他自己说可以跟郑振铎相颉颃。或许这使得李氏在建国后的默默无闻相对好理解一些，在别人拼命挤向权力斗争的中心的时候，他独自逍遥于琉璃厂的坊肆之间。比起同样爱好收藏的陈伯达，康生，甚至是田家英，李一氓在怯懦之中，也不乏一种避世的精明。就像他自己说的，在潘汉年一案中，他作为众人皆知的潘的老朋友，“只能躲之唯恐不及”，或许其中也不乏一些自嘲的意味的。

     然而李氏确实有学问，虽然这学问轻易不露。相对于康生嘲讽纪晓岚鉴砚走眼的沾沾自喜，李的学问要沉潜深厚得多。李善书，一笔颜字学何绍基而自有面目，其实远较舒同的横蛮滑俗来得高明。李的版本校勘也是有目共睹，其《花间集》校给当时的古籍整理确实起到了示范的作用，相较于康生偶一为之的小说版本考证，功力也不可同日而语。一部《存在集》，既讲文献，又讲文艺，又讲文史，而眼光又多有独到之处，其高明不减当时任一方面的学者，而这些又都植根于其深厚的古籍知识，这在共产党干部中，又是少见的了。

     李氏的古典文献整理思想对今天影响很大，后来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基本就按着他的路子走。分类明确，注释简单，多刊孤本，不印宋以后的大类书、丛书。这些今天看来也是颇具眼光的。尤其是他提出古籍整理包括学术史的写作，这一点眼光要比很多学者来得深远。他批评柳如是别传琐碎，王仲闻所注李清照集庞杂，都很切中肯綮。

    李氏在史学方面的眼光也很好。他读辽史，指出China是契丹的对音，很有道理。在明代以前的中西交流中，汉族一直都不是与西方接触的主体，非得把China和汉族的什么东西联系起来，本来就没什么根据。坊间有人说是秦，有人说是晋，还有人说是景德镇的昌南，未免穿凿过甚。他对康有为的改革也看得很准，说康氏立孔教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非得在中国也造出一个神来，很具启发性。他编关于黄山游记的文章，猜测由于黄山地点偏僻，山深林茂，大概反清势力把那儿作为一个联络点，这也是值得去研究的。这样的东西细细写出来必然精彩，然而他总是只说个大概，不喜琐碎饾饤，向来是他的风格，跟他整理古籍的指导思想一样。1981年他编全明词，发现明代很多女词人，于是给了六点解释：1.明代商品经济发展，中产以上的家庭中，妇女劳动已经不占据主要位置，有时间来创作。2.江浙区域文化发达，许多书香门第出身的女性知识分子，不从事经学考证研究，则在词章上发展。3.社会变革使封建时代的妇女，在心理上要求某种程度的自由。4.词体较诗来得随便，适合抒发情感。5.同时，词也是和妇女的生活环境相契合的。6.当时这种风气普及，甚至女伶和妓女也从事创作。 他就那么简简单单讲了六点。十三年之后，一个美国人高彦颐写了一本书《闺塾师》来研究晚明女性创作。结论也不过就这六点而已。如说才女文化是江南地区城市化与商品化的发展；“韵律、抒情与女性的联系在词这一文体中表现得特别强烈（p64）”；“女性的学问，特别是诗歌，是一个家庭的传统（p135）”；男性知识分子伙伴式的婚姻理想导致的名妓文化对家庭生活的侵入；“明末清初社会性别体系的弹性不是建立在压制女性的约束力上，而恰恰相反，它为表达多样性留下了机会……受教育的女性都抓住了这些机会，以作为其个人满足和更大社会性别平等的手段（p309）”。当然，在高氏的参考书目里没有李一氓的文章，研究晚明社会史的，大概也不读《存在集》吧。

     作为一名曾经的创造社成员，李一氓的文艺知识同样丰富。评起戏来也不外行，讲到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他说：“《四郎探母》一个言前辙到底，就是其他京戏或近时新编的京戏都赶不上的。”讲到《锁麟囊》故事的原型，他拈出焦循《剧说》所引的胡承谱《只麈谭》来。对于假学者，他狠狠地剥去其画皮。例如对某个学界混混的《屈原九歌今绎》，他的评价是：“译文非常不贯串。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亦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没有深刻地了解原文，仅是依照字面随意译出的。”相比现在某些给别人捧臭脚的所谓学者，李氏的学养和人品都高出好多。

    对于他擅长的书法，他也有不俗的看法。例如说沈曾植的字脱胎于苏轼，只是写得“略微调皮一点”，也是别人不曾有的见解。当然，也许他本人并无意为学者，就像他常用的闲章“长征战士之一”一样。他归根到底还是个革命者。至于学问，大概正如他在《明清人游黄山记钞序》里面说的：“风景流连，总要眼界宽阔而已。”

 2008.9.25于清水湾

(《读品》用稿，写给猫乎乎的小猫猫) 

    如今的语音学（phonetics）离四声八病的时代已经忒远，偶尔平平仄仄一下，也已经落不到诗料的行列里面去。如果要拿个什么学科来跟当代的语音学做个类比，大约用病理学（pathology）要比用文史之学好得多。饱含数-电转换与信号处理的语音分析软件，解剖刀一样插进语音流之中，切断，剥离，注入科学话语，将其固化为长期保存的标本。所不同的只是，病理学剥离的是组织，而语音学剥离的，则是音段（segment）。被置于科学话语域内的音段干枯虚弱，令人无从想象它曾经有过血肉分明，充满情感与生命力的过去；更无从想象，它曾经在一个世纪之前，如此鲜活丰满地绽放于伦敦河滨街畔的一个卖花女之口，从而展开她走向鲜花，钻石，晚礼服与大使晚宴的旅程。

由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窈窕淑女》（My Fair Lady）1964年获得奥斯卡八项大奖，次年又获得金球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这大概是电影史上唯一一部与语音学有关的电影，剧本改编自萧伯纳的《卖花女》（Pygmalion），原作没有美国小市民热衷的大团圆结局，不至于甜腻腻的教人倒胃口，剧名更是清峻有味，不经意之间掉一下书袋，十足的旧英国绅士派头。

十九世纪末，语音学在英伦三岛还是刚露头，不要说老百姓，连学术界也还未听说这门学科的名号。萧伯纳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识语音学，就深深为其魅力所倾倒。那会儿萧伯纳正致力于讽刺上层资产阶级生活之虚伪，所借重语音学的，也只是一个天真的期待：语音学的魔力可以抹平不同阶级间的口音差异，消除阶级间的不平等。他在《卖花女》中编织了一个梦，而造梦的正是全剧的重中之重，语音学家希金斯（Higgins）。

正如拉康所说，脱了轨的能指意味着欲望的涌现。不给耳音灵敏，脾气暴躁的希金斯教授找个所指回来，我们心里总也不得安逸。希金斯教授到底是谁？萧伯纳的时代，正是英国语音学家亨利·斯威特（Henry Sweet）蜚声学界之时。这位“甜先生”性格乖戾，言辞尖刻，然而命途多舛；尽管他在欧洲大陆广受尊重，被称为“天才的语音学家”，然而从未见容于英国学界，没有英国大学愿意提供教师职位给他。斯威特只得靠专栏写作与家教为生。直到1901年，牛津才给他一个讲师职位，斯威特犹豫一番，最终还是接受了。

    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知道斯威特与萧伯纳过从甚密，在《卖花女》的前言中，萧伯纳称斯威特的速记法乃是最高效的英文速记法。大概他心目中希金斯用的，就是这套“不是正经字”的东西。虽然如此，萧伯纳大概也没能从斯威特那里得益多少。他的《卖花女》充分展示了他对当时伦敦各阶层的不同口音及其体现出的社会风尚充满了一知半解的盲目认识。连他自己都认为语音学只是为“由于满口土话而找不到高尚工作的人”提供一个向上流动的机会。萧伯纳大约也不好意思拉斯威特陪绑，故而，尽管在《卖花女》中，他承认戏中人有斯威特的特点，但在前言里他又说：“戏里的希金斯不是照抄斯威特，要是在斯威特那儿，爱莉莎·桃丽特的历险就得落空”。不过，文献学家赖恩（C. L. Wrenn）在他著名的《亨利·斯威特》一文中就坚定地认为，希金斯完全反映了斯威特的某些性格特征。这篇了解斯威特的必读文献已经被列入维基百科的“亨利·斯威特”条目下，几乎为希金斯的疑案定了性，流毒甚广。然而，在B. 柯林斯（B. Collins）与I. 米斯（I. Mees）两人合著的《真实的希金斯教授》（The Real Professor Higgins）一书中，则对此疑案提出了新的考查。他们指出，在剧本中萧伯纳有一则声明，他说：“我对新一代的语言学家所知甚少，但其中最著名的大约是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当时的桂冠诗人是罗伯特·布里奇曼，Robert Bridgeman），希金斯从他那儿借来了弥尔顿式的同情心，尽管我不承认希金斯有任何原型。”

柯林斯认为这则声明相当怪异。第一，将布里奇曼认为是语音学家，暗示了萧伯纳对当时语音学界的情形一无所知。布里奇曼虽然发明过一套英语正字法，但是他实际上根本不懂语音学，他在语音学史上最有名的事迹，大概就是他跟琼斯为了英语的正字法吵过一架。第二，萧伯纳明明在写一个和语音学有关的剧本，但是却声称自己与这方面的学者毫无接触，这实在不像是萧伯纳的所作所为。第三，柯林斯说，“萧伯纳说了假话，毫无疑问，他事实上和丹尼尔·琼斯（Daniel Jones）很熟。”

（语音学家 Daniel Jones） 

    丹尼尔·琼斯是当时英国最著名的语音学家。1881年出生于伦敦。他的父亲是个律师，因此希望他子承父业。大约是出于青少年期习惯性的叛逆，琼斯本人对法律并无好感。中学毕业以后，琼斯曾经在德国著名的马堡语言学校（William Tilly's Marburg Language Institute）修习过两年的德语，就在那时，琼斯建立起了对语音学的兴趣。两年后，琼斯在剑桥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此后便一心投入了语音学的怀抱。1905年，琼斯负笈法国，向法国语音学家保尔·帕西（Paul Passy）学习当时还是一门冷僻学科的语音学。学成之后，琼斯回到伦敦，在伦敦大学大学院（UCL）任教语音学。

    帕西在当时的语音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直到如今在语音学史中还是如此。他创立了国际语音学会并担任主席。出版了第一本专业语音学杂志。当时的语音学主要是提倡用音标来标写各种语言，而帕西所使用的音标后来被作为典范，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国际音标（IPA）就是从帕西的音标发展而来。

    值得一提的是，帕西也是中国第一位语音学家刘半农的博士导师。1920年刘半农负气西行，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无疑，琼斯也教过他），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四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1925年秋刘氏回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专讲语音学。刘氏也曾将帕西的著作《比较语音学概要》（Petite Phonétique Comparee）译为中文，由赵元任作序，于1922年出版。

    1912年萧伯纳创作《卖花女》的时候，琼斯已经是继斯威特之后英国语音学界的代表人物，一时风头无二。而斯威特正受到由于长年生活艰苦而造成的贫血症的折磨，并于同年遽归道山。因此，柯林斯认为，萧伯纳这个纰漏百出的声明，是与当时英国的反诽谤法捉了个迷藏。此时琼斯在英国语音学界如日中天，又正值其将被授予教授(Reader)职位之际，很容易受到含沙射影，无中生有的污蔑。把希金斯的形象安在九泉之下的斯威特身上，相对要安全得多。萧伯纳虽然一口否认任何原型的存在，但剧本中还是漏出了与琼斯来往的蛛丝马迹。尽管剧中存在很多夸张的外行话和极富争议的语音学观点，但仍然有一些相当写实的段落。例如希金斯对于元音细微差别的敏感，简直就是琼斯的翻版。

    此外，场景中希金斯的实验室，也套用了琼斯在伦敦大学的语音实验室的布置。那排“小风琴管子”的原形是琼斯的元音合成器，这是1912年巴黎大学送给琼斯的礼物。萧伯纳的描写如果不是来自琼斯本人的描述，那就只能是他去琼斯的实验室拜访琼斯时，亲眼所见了。不但如此，《卖花女》的故事确实在琼斯身上发生过。他曾应萧伯纳之请，帮一位美国女演员莫莉·汤普金斯（Molly Tompkins）做过语音矫正。汤普金斯在她与萧伯纳的书信中也提到了这一事件。当然，最终她从琼斯那里顺利毕业了。

    而希金斯之得名，也和琼斯颇有瓜葛。萧伯纳曾经告诉他的学生富勒（J. O. Fuller），当他某次在公共汽车上来回踱步，构思《卖花女》中男主人公名字的时候，看见了一家名叫“琼斯与希金斯”（Jones & Higgins）的店，这简直就像一次奇妙的开示，萧伯纳当即决定，将主人公命名为希金斯。

    一张指向琼斯的网大致已经编成，则琼斯之为希金斯的原形，几乎可称定谳。可为什么琼斯与萧伯纳会对此三缄其口？相对于口无遮拦的萧伯纳，问题应该还在琼斯身上。思想保守，学院气深重的琼斯无法接受萧伯纳对于语音学家无知而无畏的描写，更没法接受剧中大量的粗话和语音学家爱上年轻女弟子的剧情。或许他们曾经有约定，有生之年决不向公众透露他们曾经的合作。但故人已邈，已经无从考证了。

    然而琼斯最终还是接受了《卖花女》，或许是因为，它在宣传语音学方面的贡献，是任何一个语音学家都做不到的。1935年，国际语音学大会在伦敦大学召开，54岁的琼斯特地安排皇家戏剧学院的学生为与会者演出了一场《卖花女》。而在他学术生涯到达尾声的时候，在一次公众演讲中他再次发表了对于《卖花女》的观点。或许，这也是他对他与萧伯纳的这次神秘合作的一个最终评价：

    “他创作了《卖花女》，让语音学变得妇孺皆知。尽管在剧中他对这门学科作了不少荒唐的描写与武断的评价，他还是成功地以他那萧伯纳式的风格，将语音科学的性质与其可能的发展前景，带入了大众的视野。” 

2008.9.17于清水湾畔

  Beverley Collins and Inger M. Mees: The Real Professor Higgins: The Life and Career of Daniel Jones.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9.

按：要是再有人问研究历史干什么用，请往下看。

 转载：借古讽今的十个笑话　       

                1.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时死了许多人，孟姜女的丈夫万喜良也在其中。听到这个消息，孟姜女只觉得天昏地暗，一下子昏倒在地，醒来后，她伤心地痛哭起来，只哭得天愁地惨，日月无光。不知哭了多久，忽听得天摇地动般地一声巨响，长城崩塌了几十里，露出了数不清的尸骨。孟姜女咬破手指，把血滴在一具具的尸骨上，她心里暗暗祷告：如果是丈夫的尸骨，血就会渗进骨头，如果不是，血就会流向四方。终于，孟姜女用这种方法找到了万喜良的尸骨。她抱着这堆白骨，哭着说道："老万，你的死跟你丫本人素质不高有关啊！"
　　　　　　----11月30日，七煤公司一领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1·27"矿难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井下矿工对规章制度执行不力，劳动者的素质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很远。
　　　　
　　　　2、武松醉打蒋门神、替施恩夺了快活林之后，中了张都监、张团练的计，几乎命丧飞云浦。武松杀了张都监的几名爪牙，寻思了半晌，怨恨冲天："不杀得张都监，如何出得这口恨气！"便去死尸身边解下腰刀，选好的取把将来跨了，拣条好朴刀提着，直奔孟州城张都监的后花园。
　　　　　　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正在鸳鸯楼吃酒，冷不防武松闯了进来，噗噗几刀砍死蒋门神、张团练。武松踏着张都监的脑袋喝道："你们这帮贼子，为何黑道白道勾结、串通一气害我？"
　　　　　　张都监颤颤巍巍地答道："说句实话，官匪勾结的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待遇过低了！"
　　　　　　
　　　　　　－－成都火车站派出所副所长付小华接受采访时表示："出现‘警匪勾结'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pol.ice待遇过低" 　
　　　　
　　　　3、董存瑞牺牲后到了天堂，上帝问他："你是怎么死的？"董存瑞说："为了炸敌人的碉堡，被c4包炸死的"；
　　　　　　上帝听后勃然大怒，说道："胡说！你胆敢骗我？"
　　　　　　董存瑞说："我没骗您啊！"
　　　　　　上帝说："你以为我不懂科学吗？谁不知道，爆炸只会产生水和二氧化碳，你不是被水淹死的、就是被二氧化碳薰死的，怎么可能是被炸死的呢？！"
　　　　　　吉林石化的人所说：爆炸产生水和二氧化碳，不会污染水源
　　　　
　　　　
　　　　4、孔子路过泰山脚下，有一个妇女在墓前哀伤地哭泣。孔子手扶车沿听她哭诉，并让弟子问她缘由，妇女说："以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我的丈夫跟着被老虎咬死，现在我的儿子也被老虎咬死了；"
　　　　　　孔子说："事情都过去了，又何必伤心？那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
　　　　　　妇女说："我怕失去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
　　　　　　孔子于是对弟子道："小子识之，苛政虽猛于虎，然纳税人的荣誉牛B于苛政也！"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任正隆则认为，起征点太高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 　
　　　　　　
　　　　　 5、汉朝的淮南王刘安派人进山访仙，从仙翁手里得到了一张仙方。他把自己关进暗房里，炼起仙丹来。八卦炉里炼出一些圆滚滚的仙丹，他一口气吞下5颗，飘飘悠悠飞上天去了！门外的鸡犬一看，也跟着大吃起来，不一会，空中一阵鸡鸣狗叫，原来它们也飞上天了！有人问道："刘安，你家的鸡犬怎么也跟着成仙了？"
　　　　　　刘安说："为了防止拉登发动KB袭击、撞击天庭，我特意实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制，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能及时
　　帮助疏散与救援，这是一个安全上的举措，并不是专门把成仙作为
　　福利"。
　　　　　　----广州地铁线网听政会上，地铁员工家属免费坐地铁引起代表争议，地铁总经理解释，是为了"反恐需要"。
　　　　　　
　　　　　　6、三国演义里，诸葛亮造木牛流马，用来运送粮草，以此大败曹军。但后来木牛流马却失传了，即便是诸葛亮的得意弟
　　姜维也不会造。诸葛军师临终前众将问他："军师，木牛流马这般好用，为何您再也不造了？"
　　　　　　孔明长叹一声曰："某交通学大学士、大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木牛流马的污染比汽车飞机大，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你
　　还是等着坐汽车吧！"
　　　　　　----"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国内一家搞环境研究的权威机构经过一番调查与研
　　后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
　　　　　　
　　　　　　 7、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怎么？嫌贵？舍不得银子？"
　　
　　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血馒头是药，不能当馒头卖！价格不贵，不同意降价！"
　　　　　　----"药品怎么能当馒头卖？"在"看病难，药价贵"呼声高涨时，东盛制药集团总裁陶朝辉却反其道而行之，抛出"馒头论"，坚持"药价不贵，不同意降价"。
　　　　　　
　　　　　　8、宋代穷儒陈世美，进京考中状元，被招为驸马。其发妻秦香莲带二子上京寻亲，陈世美翻脸不认人；秦香莲悲痛欲绝，发誓要讨还情债。陈世美勃然大怒，上表朝廷奏曰：臣以为，开封自古就是神圣之地，岂容外地人随便进入？应该建立人口准入制度！同时，对那些恶意讨情之人，应坚决打击！"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两会"上，政协委员张惟英教授提出"建立人口准入制度"的建议：目前北京市的居住人口已超过各种资源的人口承载极限，严重制约了北京的发展，建议摸清北京市实际需要的人才类别，用准入制度进行合理的引入，规范人口流动。
　　　　　　
　　　　　　9、有一日，窦娥碰到苏三、杨乃武、小白菜等人，就问他们："你们都平反昭雪了吗？"众人说："都昭雪了"；窦娥又问："那少奇兄弟、德怀兄弟、志新妹妹呢？"众人说："也都平反了"。窦娥便道："我说什么来着，咱们的司法就是公正！那么多案件从错的纠成正的，这难道不是司法公正的体现吗？"
　　　　　　----被无辜关押11年的佘祥林被宣告无罪了，但这一悲剧投石入湖的震荡，远远没有平息。当事人申请国家赔偿、责任人被追究法律责任，尚都在公众的持续关注中。种种怨怒未消之下，另一方面却居然频频出现奇怪的言论：4月1日湖北高院向该省法院系统发出通知，要求认真总结避免佘祥林被冤杀的经验；最高法副院长万鄂湘日前在就此案答媒体问时又说："是否司法不公应该从最后纠正的结果看。这个案件从错的又纠成正的，难道不是司法公正的体现吗？"
　　　　　　
　　　　　　10、一天，周扒皮去找刘文彩，"刘大哥，我们村那些穷棒子们发牢骚，说他们活得太苦、活得没意思"；
　　　　　　刘文彩说："他们是我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咱们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周扒皮说："有的长工说他想读书！"
　　　　　　刘文彩道："咱们的教育改革已经成功了，他还嚷嚷个屁！"
　　　　　　周扒皮说："他们说收租院放高利贷是暴利"；
　　　　　　刘文彩道："放高利贷就该暴利，谁让他们不幸生在X国了？我们就是要把暴利进行到底！"
　　　　　　周扒皮说："他们还说现在收入差距过大，存在两极分化"；
　　　　　　刘文彩道："纯属放屁！大家都在同一个经纬度上，又不是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哪来的两极分化？！"
　　　　　　－－ 经济学家厉以宁如是说"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晚上跟刘公去中文大学听梁庚尧的课。回来的路上谈到刘公当时科大interview时候的情形。当被问至经济史对研究文学有什么用的时候，刘公举了一个彭信威举过的例子。即《西游记》中写到悟空拔三根毫毛变做三文大钱，买了好几个大馒头，四人吃饱。于是刘公说，如此的低物价只能出现在明代，故而经济史也可以帮助做文学作品的断代。张敏老师当场予以否决，说西游记成书当早于明初，这个结论根本不可靠。刘公当时被吓住了，如今想起，心中仍是忿忿。

     回去查了一下，发现这个问题是个老问题，无数人说过。于是找了几篇文章寄给刘公，顺便附了点意见。转录如下：

  As a PG student concentrating on linguistics, I'm so ashamed for my ignorance of the study of Xi Youji in a perspective of syntactical analysis. There are uncountable treatises debating on the author and date of Xi Youji, and a handful of its grammatical features have been proved earlier than Ming Dynasty. That's why a linguistic-majored scholar may easily pick up a conclusion that Xi Youji was created before Ming Dynasty. However, I think Peng Xinwei's argument is  still a very strong evidence that Xiyouji was written in Ming Dynasty, or at least there was a rewriting at that time.

   Anyway，我觉得彭说得不错，三文钱买一大堆馒头，这种通货紧缩的情况，只有在明以后才可能出现。即使在语言学面前，经济史也还是个强证据，我们要相信它。

螃按：昨天刚写完张大春那一篇，结果今天就发现一个绝妙的例子。历史到底和真实有什么区别？下文里面所记载的书真的都不存在么？或者它们躲在某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正嘲笑我们的无知，愚蠢，孤陋寡闻？

    在王嘉的《拾遗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的前夕，有一队人马悄悄行进在通往洛涧（注释1）的山路上。这队人马大约有800人（袁竣的《晋阳秋续编》说有1500人），带队者是王蓬将军，一个玄学论者。他奉命支援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后者正在淝水附近的洛涧，与前秦苻坚的先头部队作战。由于行军中出现了某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王蓬的士兵赶到洛涧时，那里的战斗已经结束。
　　他们在临近洛涧的一个叫芒阳的地方，整整误了三天。关于行军耽搁的原因，在后来的杂史笔记中，有过零星的记载，但都不甚周详，说法各异。唐人李淳风在其著述的《六朝遗事》（卷七）中称：“时淝水战起，王蓬率北府兵趋洛涧，援牢之部。夜至芒阳，有敌偃旗潜行于山道。蓬疑为苻坚军，遂命军士以弩箭攻之。敌军哗，少顷，有器鸣响，火焰出，声震于野。蓬军有中火焰者，遂仆地，血流不止。”
　　看来，在抵达洛涧之前，王蓬的军队已经和敌人相遇。不过，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所遇到的敌人，并不是前秦苻坚的人马，而是一支不知从哪溃败下来的军队。南朝沈约的《建康杂记》中的这段记载似乎更有价值：“初，天光昏暗。后火光起，观敌旌旗已残，上书‘常胜军’三字，依稀可见。敌军士弃盔者，皆黄发，鹰鼻陷目，仿若胡人……”
　　按照我们推测的情况：当时，由于战事吃紧，王蓬下令让士兵星夜兼程，直趋洛涧。是日，行至芒阳（今安徽霍山），天色已晚。前军已点燃火把，蜿蜒前行。就在这时候，一队形迹可疑的军队突然出现在不远处的山道上。当时，有可能发生了下面这样的对话。
　　谋士：怎么回事？不会是秦军来袭吧。
　　王蓬：妈的，你慌什么？
　　谋士：将军，它好像朝我们这边过来啦。
　　王蓬：熄灭火把，弓箭手准备。
　　随后，王蓬率领士兵埋伏于山路两侧。当那一队形迹可疑的人马进入包围圈后，王蓬下令乱箭齐发，其势如蝗。这是一次真正的伏击。随后的情形，一如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寇多中箭，仆于马下。”但是，让王蓬大伤脑筋的是，当那队人马回过味来时，随即使用了一种奇怪的火器，王蓬的士兵伤亡不少。这时候，谋士灵机一动，出主意：“何不用火攻？”王蓬马上采取了这个建议。他的士兵掷枯枝于山道上，后以硫硝裹布，火箭攻之。由于地形有利，山风乍起，加之夜色掩护，很快，王蓬的军队又占了上风。不久，我们便听到一阵欢呼，被夹在山道上的那一队人马已经竖起白旗，表示投降了。
　　《拾遗记》与同时代的《搜神记》一样，多记叙荒诞不经、道听途说之事。唐朝方士李淳风以写作预言集《推背图》而著称，其晚年的著作《六朝遗事》当中，也自有演绎成分。但是，《建康杂记》对以上轶事亦有所记，值得我们关注。我们都知道，该书的作者沈约以诗著名，是南朝齐梁间的文坛领袖。又曾作《晋纪》八十卷，堪称良史。其作《建康杂记》以严肃著称，加之其生平年代与以上轶事发生的年代比较接近，所以，我们不得不犹疑。
　　根据其书中描述，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断定：东晋北府兵将领王蓬所遇到的那队人马，正是从江阴华墅溃败下来的由英国人戈登（注释2）率领的洋枪队（又称“常胜军”）。时间是1864年月3月31日。据许文佑先生的《天平战纪》记载，这年3月，戈登所率领的洋枪队在江阴华墅被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击败，800人被歼。戈登率领残余的200余人，沿江而退，“至霍山（晋时芒阳），遭袭，戈登仓皇逃逸。后转赴苏州，重募士兵，会合李鸿章，攻击常州太平军护王陈坤书部。”一向以著述严谨著称的许文佑先生，在这里含糊其词，并没有说明戈登是被谁所袭。
　　东晋时代的王蓬为什么与清朝末年的英国人戈登在芒阳相遇？没有人能够做出解释。但是，我们可以想像当时的情形。由于士兵多中箭伤，加之一路溃败下来，身体十分疲惫，尽管有毛瑟枪在手，但在火攻的面前，戈登的士兵很快放弃了抵抗。王蓬率领他的北府兵军士包围了上来。他们重新点燃了火把。借着光亮，王蓬和他的士兵，清晰地看到了一张张奇异、惊恐的面容。这时候，清凉的山风徐徐吹过，王蓬和戈登，以及他们的士兵在历史的深处，感到一阵巨大的眩晕。
　　由芒阳到洛涧，只有半天路程，在沈约的《建康杂记》中记载：“越三日，蓬始抵洛涧。”到达战场时，北府兵名将刘牢之已经胜出。王蓬晚到了三天，在遇到戈登之后的三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王蓬和戈登是否有过交谈？又聊了些什么？他的800名士兵去哪了？我们不得而知。
　　在其他古籍中，如《北梦琐言》、《梦溪笔谈》、《幕府燕闲录》，对这类令人匪夷所思的奇闻异象也有零星记载。关于王蓬，沈约的《晋纪》中有这样一份资料：“蓬，栗水人，北府兵将领。初随谢玄，为牙将。淝水战起，以重任，率军趋洛涧。途中误时。抵洛，牢之已胜，转赴淝水。有战功。过随功抵。后死于桓玄之乱。”
　　[注释1]：洛涧，又名窑河。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的前哨战——洛涧之战即发生于此。《晋书·刘牢之传》载：前秦苻坚遣梁成率五万人屯洛涧，谢玄遣刘牢之以精卒五千拒之。时秦军势强，晋参军刘袭、诸葛求欲静等王蓬援军，再图攻之。牢之不许，趁夜渡水，斩梁成及其弟梁云等秦将，又分兵断其归津，秦步骑奔溃，争赴淮水，抛尸一万五千具。秦晋洛涧之战，晋广陵相刘牢之兵贵神速，不待援军，以五千之卒大败前秦五万之众，为晋军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注释2]：戈登，生于1833年，毕业于英国军官学校，1860年参加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和北京，1862年到上海，率领英军多次进攻上海附近的太平军。1863年，在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指使下，接任洋枪队“常胜军”统领。1864年5月，他配合清军攻陷常州，清政府提升他为提督，不久，赏穿黄马褂。同年11月，戈登返回英国，后任苏丹总督。1885年1月，戈登被苏丹人民起义军击毙于喀土穆。
　　

      如果历史学家下了岗，那么什么职业适合他们，让他们得以有机会响应一下刘欢那首著名的《从头再来》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不错的建议则是私家侦探。正如某位仁兄将余英时那本《方以智晚节考》评价为最精彩的侦探小说那样。历史学家的工作，本是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叙述与记载中，勾剔细节，梳理理路，凝聚起弥漫于空气中的流言以成其论述。不但如此，一个成功的历史学家还要像一个侦探熟谙山川地理，世态人情，风物习俗甚至是神学，数学，物理，化学，医学，植物学等等各类琐屑知识，才能从白纸一张的文献中，惟妙惟肖地剪出一个立体的古代社会，巧妙地将所牵涉的事件嵌入，把一件早已缄默于街头巷尾的疑案原原本本呈现于人前——当然，如此聪明的历史学家则也免不了其狡狯，悄悄地在自己的讲述中夹带些私货，以期鱼目混珠——从而为后代历史学家造成新的疑案，教人颇费思量了。

     这样的历史学家不免又让人想起另一个职业——小说家。实际上，当我们查一查小说的家谱时，就会发现其与历史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小说者，仍谓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背于儒术者矣。后世众说，弥复纷纭，今不具论，而征之史”。而将小说称之为“稗说”也正是取其外于大米小麦的正史之意，当然，这也是张大春那本《小说稗类》之所以得名处。

     历史与小说之间本是一线之差，就像《桃花源记》不妨被陈寅恪用来说明北朝的坞壁，而《夷坚志》也可以作为宋代经济社会史的重要材料一样。而巧妙羼入历史中的小说则悠然自得，获得了其双重身份。且不说Uberto Eco在其小说中所构筑的真伪难辨的世界，先讲讲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小说——《古文尚书》的故事。

    《古文尚书》疑案的侦破，经历了从宋代到清代的漫长过程。《尚书》所说，本来就是在考古学上所谓于古无征的历史。而《尚书》却能纪录其禅替，职官，朝聘，祭祀。所谓三代世界，就是个活灵活现却又迷雾一团的世界，像什么呢？……啊，就仿佛是张大春笔下的那个竹林市。正如张大春所说，“竹林”，有如一面白白淨淨的牆，被徐老三的散銃打上個千兒八百發彈丸，每个弹痕都不是竹林，而每个弹痕又都是竹林市。事实上，若是我们相信陈梦家的“夏世即商世”之说，难道我们不能说，夏朝就是那广阔的殷墟，每一处遗址都不是夏朝，而每一处遗址也都是夏朝么？又何必二里沟，又何必如鸟头先生所云，大禹大禹一只虾？

     然而，就算大禹仅是个传奇，《大禹谟》却不可或缺，如Eco一样博通他所处时代所有学问的王肃，从《荀子》里面找到了如此精妙的十六个字，自然是迫不及待地放入了他所创造的历史中。并且成了理学家代代心传，自谓得古人之秘的不二法门。王肃的小说游走于历史沉重的身体间，时不时投来轻蔑一笑。稗草般的小说从来不像历史一样强调其合法性，它大声地把自己说出来，斯人斯事，确凿有征。空留历史学家伫立迷瞪。

     小说本身并无需小，甚至可以有比历史更宏大的叙事，家国天下，信手拈来，稍稍装入一些背景，便与Hayden White的叙事历史相去不远。张大春可以写从晚清到民国的江湖，写漕帮，写蓝衣社，写军舰上暗藏的二十万两黄金。它们一一印合于其余的历史记载，却又有着不同的连缀，或者用White的名词，不同的情节化模式。这到底是真，抑或是假？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外，却是令人颇费猜疑。

      不妨说回《古文尚书》，这部疑云密布的历史在一千年之后遭到了天才学者阎若璩的拷索。按照钱大昕的记述，阎若璩二十岁时候读到《古文尚书》，就“即疑其伪”。于是便写成了《古文尚书疏证》，花了三十年的时间，于是“乃尽得其症结所在”。阎若璩细细梳理其文字，一一验其出处，再对照其内在理路，寻找叙述间的矛盾。而《古文尚书》终因其抄撮之痕以及内在舛漏矛盾，被阎若璩抓了破绽，一举驳倒。仿佛西游记里说的，历史就地打了个滚，便变回了小说的原形。

      历史与小说的关系到了福柯那儿成了个强命题，一切历史不过是互相关连的话语的网络。无论历史与小说，其叙述已经让位于叙述的动机，而历史与小说也都成了平等的材料。被攻破的《古文尚书》失去了其权威，而未攻破的《竹书纪年》《越绝书》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史料价值。事实上，无论后世如何精密地编织叙事，最好看的历史还是司马迁那写得栩栩如生的《史记》。而张大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如此可爱。还记得那个戴震质问塾师的故事，千年后的朱子何以知千年前圣人的想法。其实何必不能知，朴学家们有些时候还是太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