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

张充和的字，现在出版的有重庆出版社的一大本小楷。所收《淮海词》《白石词》都是早期的东西，流畅秀美，有时参一点隶意以近古，也有时夸张部分结体，拖一些长笔画，这又是明以后人学钟王的习气。写这种字的时候她还没跟沈尹默学，而我最喜欢的也是这部分字。

张充和被沈尹默指点过之后就往碑的方向转。小楷里面参入很多墓志碑刻的东西，主要是用笔。例如大量方笔的使用，有意或无意为之的颤笔。早期拖长的笔画时而一现，但主要还是取碑志之方正。前后两期，主要的变化在用笔，结构上说老实话变化不大。主要特点就是多用隶书的取势，这大概一方面是当时时习所薰，另一方面也是想摆脱通常闺秀小楷的路子。不过说老实话，这一路字并不成功。墓志碑刻的用笔放在大字里很精彩，缩到小楷里面就显得野。古人说径寸之字有寻丈之势，但从来没说过径寸之字用寻丈之笔。碑刻的用笔，加以粗疏的结体可以显得朴茂，可是配在钟王一路的字里面多少显得别扭。她跟沈尹默一样，努力去融碑入帖，不过在我看来，她的尝试是不大成功的。

小楷这种书体，本质上跟楷书不同。小楷的书写速度快，其调锋动作一方面更细微，一方面也更简略。很多笔法依靠手指活动即可实现，反而不劳运腕，也就没法停顿，得一气呵成。字越小，这个特点越突出。而在取势时，小楷则特别收紧主体部分，夸张外围笔画以取妍，如虞世南破邪论序；当然也可以不夸张外围笔画，如欧阳询心经。这个特点导致小楷没法写大，利用各种手段放大了，也不能稳。大小楷的区别在王羲之时代就有。南朝的碑刻，除了二爨以及王兴之夫妇墓志这种怪模怪样的字之外，其余的例如萧憺碑或是瘗鹤銘，不但用笔不同，结体也不一样。

结体与用笔两者一定是紧密配合的。历代书家的大字和小字一般都不同。例如南宋张即之，写榜书方正遒劲，气势很大，他的小字则侧锋取妍，走阴柔一路。元代赵孟頫的大楷用笔藏头护尾，写得很厚，小字就多用晋人法，柔美得多。明代文征明的小楷多尖利出锋，自成一格，名气很大，而他的大楷字完全是学黄山谷。可能有人说这是因为他老师沈周的影响，但文从来没有用他小楷那种在欧赵之间的结体写大字，这是事实。清代的康有为，学石门铭与石门颂，连尺牍都作那种生涩老辣的碑体，但是其殿试小楷是那种很标准的颜欧之间的馆阁小字，这也不仅仅是殿试书法要求使然。一个书法家如果大字和小字写得一样，不是大字不好看就是小字不好看。唯一的例外是颜真卿，可是学颜则难出。何况以颜字作小楷的书家很少，出名的也就清代端木埰一人而已。近代著名的谭延闿，小字亦不作颜体，反而近于晋人书。电脑中的舒体，有时做标题尚可，拿来打整篇文章，看了是很别扭的。

因此，张充和之病，就是病在用笔与结字之不合。她天资不可谓不高，用工不可谓不深，但在其最得意的小楷上，虽说是开一家之生面，但并非值得效法的范本。她老师沈尹默，小楷法褚，写得流丽停匀，犹嫌太板，何况是她这样故作碑笔而生涩的呢？近代书家从碑得法而精于小楷的很多，如弘一法师等，也绝无以碑刻之颤涩用笔作小楷的。或许她天分太好，反而意识不到这一点。其实，她的字略写大一点就很有味道，例如给沈从文文集题写的书名，非常精到。至于小楷字么，窃以为还不如她姐夫的写得好看呢。

（沈从文小楷）

现在是一个传媒疯长的时代，一个消息从事件产生到传遍众口，用不了半天时间。网络的发达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事件绝不会像语言一样，一出口就已经宣告了其死亡。记录的便利，传播的迅速，结果就是掌故的爆炸。这年头像郑逸梅这样的人在世，大概没什么机会出位，任何一个名人，只要把他的名字打入低俗的谷歌搜索框，然后隆重地按一下回车，关于该人的八卦消息可谓是应有尽有。一人所知虽然有限，但是挡不住集思广益，众人拾柴火焰高啊。人们也已经不满足于在报纸的补白上每天一则地看八卦。八卦就是要汇集成书，胡吃海塞似地猛看。人家刘义庆一辈子才能写一本薄薄的《世说新语》，到了何良俊时代，技术大发展，一辈子也就写两大本续世说。而今天，《非常道》这样的书，一年能出好几本，就连黄集伟老师的语录，一年也保证有一大本，而且还有逐渐增厚的趋势，这怎不叫广大文艺八卦青年喜出望外，眼含热泪呢？

不过正因为如今八卦之易得，我们才敬佩古人之勤劬。试想刘义庆得认识多少人，才能听来看来那么多一手二手的乱七八糟的消息？当然，光知道某某某说了什么，还不算是八卦的境界所在。真正的八卦，那是“某某某说了什么，你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吗？那是因为………。”用一句哲学话语来概括，就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才算是修成了八卦的正果。当然，这个古人不用我们教也会。不但会，而且叉得精熟。所以古人就有个词儿专门称呼这类东西，叫做“本事”。你得知道本事，才算是真有八卦的本事，否则，免谈。

古人的本事一般都往诗里面钻。不但是因为“歌诗合为事而作”，更多的还是由于“诗缘情而绮靡”。例如“恨不相逢未剃时”，糖僧苏和尚到底是因为哪个娇滴滴的小娘子才痛恨起自己的小光头了呢？仅此一例，便可生无限遐想，又遑论其他。所以畅销书作手林琴南才把他的书叫做《巴黎茶花女本事》，一加“本事”二字，茶花女就有了赛金花般的神秘与诱人。林先生的手段，就算是我们今天也是要叹为观止的。

正如溥仪政府智囊团顾问委员王国维同志所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同样一代也有一代的本事。清学殿军章太炎先生熟读说文，喜欢跑到字典里去考本字。那么，唐代人不好这一口，反而喜欢写诗，于是就有了孟启先生的《本事诗》一卷。这书大概读过的人不多，可是知道里面八卦的大概不少。著名的人面桃花故事就是出自这书。其余什么破镜重圆，刘郎重到之类，也都是这书里的故事。唐代人写本朝诗人的八卦，有一种时代上的真实感，作者的笔法又有唐传奇的风度，一路写来，虽然着墨不多，故事中的人物却是各各跌宕自喜。

唐人的生活是健康活泼的，他们享受生活，高揭个性，毫无畏惧。像前面说到的刘禹锡重到玄都观，难得的是无论仕途起落都有诗人的激烈与平和。还有崔护以及刘禹锡的爱情故事，都很真挚，直白，不遮掩自己的情感，也都能得到好的结束。人们都有趣，像李章武遇到考不出试的和尚，虽是公务，却也能写一首诗打趣一下，然后把和尚放走了。被通缉的骆宾王听到年轻的诗人宋之问呕心觅句，也还是忍不住要出来，给续上一联妙对。他们的生活是真正的《诗》的生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才确实是种优雅。而这种优雅，则只能是源自于时代的风尚。只有在那样的时代，才会有李白，有杜牧，有白居易，而我们的这个不幸的市侩时代，只会有与邻居恶斗的钱钟书，只会有摸女人大腿的文怀沙，于是乎忽然之间，在这些人身上，这样那样的八卦和丑闻，就悲哀地冒了出来。

前几天看人写书评，说到钱钟书的优雅，在于其能够把玩知识而不带一种胜人之心。窃以为谈民国说优雅，能举的例子很多，胡适、朱自清、俞平伯、沈从文等人都称得上是优雅，但这优雅却是断断落不到钱钟书身上的。作者大概是忘记了宗璞《东藏记》里的尤甲仁夫妇，联大西迁之时，宗璞才十岁，可若是连一个十岁小孩都对钱氏夫妇留下这样的印象，想必钱是优雅不到什么地方去的。一个人谦抑和蔼的态度，跟究竟是不是从小开始把玩典故和概念，大约是没有任何必然联系的，倒是跟大环境的风气很有关系。我们这个时代，故作惊人语的不少，能真正平心静气跟人商讨一下问题的反而不多。所幸的是我们还有历史，还有多多少少的八卦，有那么多像《本事诗》这样的书，让我们去追怀美好的时代，然后对我们的未来，也开始充满信心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