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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一个传媒疯长的时代，一个消息从事件产生到传遍众口，用不了半天时间。网络的发达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事件绝不会像语言一样，一出口就已经宣告了其死亡。记录的便利，传播的迅速，结果就是掌故的爆炸。这年头像郑逸梅这样的人在世，大概没什么机会出位，任何一个名人，只要把他的名字打入低俗的谷歌搜索框，然后隆重地按一下回车，关于该人的八卦消息可谓是应有尽有。一人所知虽然有限，但是挡不住集思广益，众人拾柴火焰高啊。人们也已经不满足于在报纸的补白上每天一则地看八卦。八卦就是要汇集成书，胡吃海塞似地猛看。人家刘义庆一辈子才能写一本薄薄的《世说新语》，到了何良俊时代，技术大发展，一辈子也就写两大本续世说。而今天，《非常道》这样的书，一年能出好几本，就连黄集伟老师的语录，一年也保证有一大本，而且还有逐渐增厚的趋势，这怎不叫广大文艺八卦青年喜出望外，眼含热泪呢？
不过正因为如今八卦之易得，我们才敬佩古人之勤劬。试想刘义庆得认识多少人，才能听来看来那么多一手二手的乱七八糟的消息？当然，光知道某某某说了什么，还不算是八卦的境界所在。真正的八卦，那是“某某某说了什么，你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吗？那是因为………。”用一句哲学话语来概括，就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才算是修成了八卦的正果。当然，这个古人不用我们教也会。不但会，而且叉得精熟。所以古人就有个词儿专门称呼这类东西，叫做“本事”。你得知道本事，才算是真有八卦的本事，否则，免谈。
古人的本事一般都往诗里面钻。不但是因为“歌诗合为事而作”，更多的还是由于“诗缘情而绮靡”。例如“恨不相逢未剃时”，糖僧苏和尚到底是因为哪个娇滴滴的小娘子才痛恨起自己的小光头了呢？仅此一例，便可生无限遐想，又遑论其他。所以畅销书作手林琴南才把他的书叫做《巴黎茶花女本事》，一加“本事”二字，茶花女就有了赛金花般的神秘与诱人。林先生的手段，就算是我们今天也是要叹为观止的。
正如溥仪政府智囊团顾问委员王国维同志所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同样一代也有一代的本事。清学殿军章太炎先生熟读说文，喜欢跑到字典里去考本字。那么，唐代人不好这一口，反而喜欢写诗，于是就有了孟启先生的《本事诗》一卷。这书大概读过的人不多，可是知道里面八卦的大概不少。著名的人面桃花故事就是出自这书。其余什么破镜重圆，刘郎重到之类，也都是这书里的故事。唐代人写本朝诗人的八卦，有一种时代上的真实感，作者的笔法又有唐传奇的风度，一路写来，虽然着墨不多，故事中的人物却是各各跌宕自喜。
唐人的生活是健康活泼的，他们享受生活，高揭个性，毫无畏惧。像前面说到的刘禹锡重到玄都观，难得的是无论仕途起落都有诗人的激烈与平和。还有崔护以及刘禹锡的爱情故事，都很真挚，直白，不遮掩自己的情感，也都能得到好的结束。人们都有趣，像李章武遇到考不出试的和尚，虽是公务，却也能写一首诗打趣一下，然后把和尚放走了。被通缉的骆宾王听到年轻的诗人宋之问呕心觅句，也还是忍不住要出来，给续上一联妙对。他们的生活是真正的《诗》的生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才确实是种优雅。而这种优雅，则只能是源自于时代的风尚。只有在那样的时代，才会有李白，有杜牧，有白居易，而我们的这个不幸的市侩时代，只会有与邻居恶斗的钱钟书，只会有摸女人大腿的文怀沙，于是乎忽然之间，在这些人身上，这样那样的八卦和丑闻，就悲哀地冒了出来。
前几天看人写书评，说到钱钟书的优雅，在于其能够把玩知识而不带一种胜人之心。窃以为谈民国说优雅，能举的例子很多，胡适、朱自清、俞平伯、沈从文等人都称得上是优雅，但这优雅却是断断落不到钱钟书身上的。作者大概是忘记了宗璞《东藏记》里的尤甲仁夫妇，联大西迁之时，宗璞才十岁，可若是连一个十岁小孩都对钱氏夫妇留下这样的印象，想必钱是优雅不到什么地方去的。一个人谦抑和蔼的态度，跟究竟是不是从小开始把玩典故和概念，大约是没有任何必然联系的，倒是跟大环境的风气很有关系。我们这个时代，故作惊人语的不少，能真正平心静气跟人商讨一下问题的反而不多。所幸的是我们还有历史，还有多多少少的八卦，有那么多像《本事诗》这样的书，让我们去追怀美好的时代，然后对我们的未来，也开始充满信心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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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洛阳令魏镳在洛阳桥上看见堤岸上带着侍女闲游的曲云卿时，她正处在一个女子一生中最美好的那段年华，衣衫绰约，容貌娇艳，于是魏镳呆呆地站在那儿，看了她许久。他那时候还不知道，她精通音律，舞姿曼妙；更不知道她的家就在桥北岸的刘府，而她的祖父，就是那位由于得到聂隐娘保护而在刺客精精儿与妙手空空儿的剑下逃生的传奇刺史刘昌裔。
这段描述听起来那么像一个小说的开头。然而却是实实在在写在墓志上的东西。曲云卿的妈妈叫做曲丽卿，是刘昌裔的幼子刘纾的侍妾。可刘纾并不喜欢她，把她让给了另一位官员。她一生有四个女儿，曲云卿是最小的一个。她的三个姐姐都在出嫁后不久就去世了。也许是因为不希望自己一生的遭际在女儿身上重演，当魏镳上门迎娶曲云卿的时候，曲丽卿不要彩礼，只求魏镳能够给自己钟爱的小女儿一个名分。幸而魏镳并没有像很多唐人故事里面所写的那样薄幸，他和曲云卿婚后的生活很幸福，曲云卿在洛阳为魏镳生了个孩子，后来魏镳升任南阳太守，曲云卿也随之赴任，在那儿，她怀上了魏镳的第二个孩子。而这时候曲丽卿则因病身故，临终前她由于担心女儿在孕期受不了丧母的打击而出事儿，还要求自己的长子，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刑警队副大队长（东都留守衙前虞侯）的李从约，不要将自己的死讯告诉妹妹。这一切都被魏镳写进了他为岳母所撰的墓志里，墓志的文字，在沉痛之余，精致得不逊于任何一篇著名的唐人传奇故事。
二十五史的世界常常使我们感到抽象而陌生，皇朝的更替冷冰冰地像是政治书上的条文。然而，历史的世界的每一个断面，都像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血肉丰满，有欲望，有温情，人与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编织成无数交杂错综的故事。在正史中它们被一笔抹去，而在墓志、碑记这类它们能够获得话语权的场域之中，它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自己含情脉脉的絮语。而台湾历史学者卢建荣的《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就是由这些絮语聚合而成的一本极富可读性的史学著作。
说是死亡文化，实际上不如说是从墓志的文本分析入手的中古家庭丧葬礼制研究。全书围绕的中心话题是墓志内容的演变以及从中反映出来的家庭礼制变化。“死生亦大矣”，在当时的生活中，死人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活人，从择地迁葬到入土合榇，每个细节都涉及当时的风俗与信仰。例如，由于扬州“江畔土薄”，所以六朝隋唐之际的世家大族无不选择北邙山作为自己的家族墓园，而“归葬先茔”则成了多少人一生的梦想。 书中描述了一位寡妇苏氏散尽家财，乞贷友邻，以只身之力携夫家三代六口的灵榇从常州北上，归葬洛阳北邙山麓王氏墓园的故事。这些得附先茔的死者，在他们的墓志最后，会缀上两个看上去像是套话的字，“礼也”。今人已经无法想象，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不易。先人选择不合礼的葬式，其子孙需要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一些妇女由于信仰佛教，在临终时不愿意遵守儒教的规定与亡夫合葬，子孙们只得在墓志上以合葬不符古制的理由为自己开脱。而更不幸的大概是一位叫高琛的小官，他本想把自己两位亡妻的遗骸运回洛阳与自己合葬一处，结果，他自己死了之后埋在了洛阳平阴原，“礼也”。可是他的两位夫人，由于占卜者卜不出一个合葬的吉日，只好“且仍旧贯，以俟他年”了。此后山川殊隔，是否会有子孙不惜代价完成先祖的心愿，我们不得而知。
本书的价值原不在于作者概述性的结论，例如佛教传入之后所形成的不同于儒家的另一种死后世界观等，而是在于作者所叙述的那么多鲜活的故事，面对同样的一件事——养生葬死，家家都有自己的悲欢，它们跨越历史，跨越朝代，漫不经心来到我们身边儿。我们的同事，朋友，亲戚，家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着它们的影子。在书中我们可以看见由于儿子出国三年而望穿秋水，相见时“悲过于喜”的老母亲；可以看见临终不忘将自己的一箱好衣服留给儿媳妇的婆婆；可以看见在妻子坟前回想起妻子临终时谛视儿女的，伤心欲绝的丈夫；也可以看见在护送岳父灵柩回乡的路上染病身故，才二十岁便抛下老母妻子撒手人寰的不幸女婿；还有连丧二子，在亲自为儿子撰写的墓志中缠绵悱恻，悲痛欲绝的父亲。这些故事仿佛是老人口中的讲古，却又像是我们的每日见闻，也可以算是我们对并不遥远的未来，那些市井生活的预期。而正是这些绘声绘色的小故事，才为我们勾勒出一副轮廓分明的中古中国社会生活的图景来。
本书作者在上世纪90年代将欧美流行的新文化史学译介到台湾，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地以这一范式进行唐史研究。本书就是他向著名的新文化史家，著有《档案中的虚构》与《马丹·盖赫还乡记》的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致敬之作。作者尚有多本以叙事体写就的唐代区域史著作，可谓是本本精彩。借他人的一句话，这只游走于史学边缘的小虾米，已经隐隐透露出力搏传统史学的大鲸鱼的力量了。
《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
作者: 卢建荣
副标题: 历史与文化丛书36
ISBN: 9789861730103
页数: 323
定价: 新台币350
出版社: 麦田出版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6
共1页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