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调·夜行房

《道听途说》是本清代的小说集，作者潘纶恩，安徽泾县人。是个屡试不第的老秀才。泾县这个地方我去过，最著名的景点是汪伦送李白的桃花潭，可是我反而没去看。据书上说他家在“茂林之西山下”，这个地方倒是跟我有一面之缘。大学的时候曾经跟人去安徽旅行是经过当地，也有文章纪行。虽说只是匆匆经过，但乍看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倒是也和作者的文笔相配。

这人以做幕友为生，点校此书的陆林考证出来他去过很多地方，对江西、南京、芜湖、扬州等地都很熟悉。小说中的故事，除了自己亲所见闻的之外，大概也有不少正如其名，是“道听途说"来的吧。这人讲故事讲得很好，文笔也不拘谨，至淫亵处辄止笔，总觉得少了点意思，反而倒不如《阅微草堂笔记》和《子不语》之类放得开的好看。大概官大学问大，小节处也就不在意，反而是市井小儒，倒是要谨谨然守礼义之防的。

书里面卷十一有一个故事叫做《何东雅》，很有趣味。故事长，不能尽录。大致是说湖北药商何东雅，跟朋友去广西做生意，船到藤县赤水峡，遇到大风暴，于是弃船登岸。结果遇到一群羊，后面有一只人熊在赶羊，两人被人熊发现，一起赶进山洞，用巨石封住洞门。然后何东雅的朋友就被人熊给活吃了。何东雅在洞中发现被吃掉的猎户的铁叉，于是趁人熊睡觉的时候叉瞎了人熊双目，人熊疼痛暴躁，打开洞门，守在门口，等何出来。何于是混在羊群中逃出。回到船上，报告官府，带人回去，熊已经死在门口。

略熟悉希腊神话的人一看，便会发现，这故事跟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独眼巨人波吕非摩斯（Polyphemus）的故事何其相似。当然，从年代上来说，《何东雅》要比《奥德修记》晚得多，因此似乎不必太费心考证究竟何者为原型，这则故事想必就是个舶来品，不过已经本土化得很厉害。巨人变成了人熊，流浪的君王也变成了药商。故事最后还说何东雅被吓破了胆，所以“肤肉黄瘠”，这大概也算是中国人的创造了。

这则故事里面涉及的地名也是很值得玩味一下的。故事里的主人公是湖北，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广西。粤地向来是各种奇闻轶事的渊薮。虽说这地方建制可以追溯到秦代的郁林，但是在中部北部居民的想象中，南方从来都是充满着异国情调的荒诞世界。不必说没去过岭南的段成式采集了那么多关于岭南的传奇，就连亲身去桂林做过官的周去非，在其《岭外代答》里面也有很多无稽的记载。直到清朝，笔记里依然充满奇怪的百粤故事。因此，将故事设定在广西，不但符合药商的实际，也是为故事的发生精心布置了可信的舞台。而所谓人熊，其实就是野人。明清小说中充满了对于人熊主题的想象，例如凶暴，强壮，好与人交合等等，这个题目本身就可以写本书，这里且不谈。而故事的主角是湖北人，却不得不让我们想起神农架这个野人频发地区来。现代尚且如此，古代自不用论。因此，这故事中两个地名，看似漫不经心，其实作者早伏下草蛇灰线在那儿呢。

杨宪益先生曾考证过《酉阳杂俎》中灰姑娘故事《叶限》以及女巫故事《板桥三娘子》的东来。其余研究者也曾找到过《绳技》《李寄斩蛇》等故事与其西方原型之间的蛛丝马迹。然而这些故事大多是民间母题，其中很多元素尚不确定，偶有雷同，无妨附会。但如《奥德修记》那么著名的史诗故事的中国化，此一则却是仅见。

其实，何东雅这个名字就很值得推敲。“何”字在今日大部分南方方言中其主元音均为o，h音又是个不大清晰的擦音，所以何和o就没差多少。第二字的东，声母又是d，与Odysseus这名字正好对得上。其籍贯“郢东”，又不妨对上奥德修斯的故土Ithaca。王青先生曾考证过，欧洲故事从南海传入者甚多，其中辗转经过阿拉伯语，马来语等语言转译，自是多有讹变，发音不能略似，聊存大概而已。

    《冤魂志》，颜之推撰。四库提要据《文献通考》与《宋史·艺文志》定名为《还冤志》，余嘉锡《辨证》力辨之。这书隋《志》归史部，因此在日志归类里面也不妨心安理得放到史学类。最近看鬼故事很上瘾，于是被这本非常之标题党的书吸引了。光看书名，就觉得是阴风阵阵啊～不过实际上没有后世的书好看。颜之推文字清简，是好文章，不是好话本，真正看的人口水直流不肯放手的，还得是潘金莲醉闹葡萄架那样的才行……

    这本书的文史价值自有专业人士大成兄与z君等拊掌而谈，轮不到我等置喙。且拣些kuso的小段子讲讲，娱己娱人，功德哉。

     1.弓虽女的故事

     这书里面好几个故事都是讲女的搞男的，男的还都三贞九烈不给搞，于是女的去跟家主一讲，男的就人头落地……《杜伯》一则，说周宣王的小妾女鸠，要跟引进人才杜伯搞一下，杜伯不肯，女鸠就对宣王说，这人偷偷搞了我啦……于是杜伯就平白无故被杀了……这个还不算强的，还有一则《王济婢》更牛，说王济有个小佣人，摸黑找某女仆拿王济的衣服，结果女仆就要求推倒……这人居然说，不敢……于是雷人的情景出现了，女仆大人说：你不干，我就叫了！这人还是不肯，于是女仆大人真的叫了……强奸！可怜的小佣人自然是壮烈牺牲……这女仆莫非是仪态万方的石榴姐……？相比起来，《公子彭生》一则的文姜和《孙元弼》一则的桃英就不算什么了。不过《孙元弼》篇末有个有趣的小场景：孙元弼的鬼魂在水中出现索命，对着池边的人脸上就是一拳，这人流鼻血一升……没几天，死了。

    2.砍不断的脑袋

    《金玄》一则说晋明帝要杀力士金玄，于是金玄对负责砍脑袋的同学说：我头上筋多，一定要一刀砍断，我一定会报答你……结果砍脑袋的同学心不在焉，砍了好多刀，而且还不是在同一个口上……这位金大哥真是点儿背……最后自然是金大哥的冤魂跑来找这个砍脑袋的索命。唉，渎职罪，后果自负。

    3.色狼

    这是个关于异文的笑话。《张稗》一则，“有孙女姝好美色”句，校记曰：敦煌本作“殊好色狼”……

    4.小受与小攻

    《徐铁臼》一则：宋东海徐某甲，前妻许氏，生一男名铁臼，而许亡。某甲改娶陈氏。陈氏凶虐，志灭铁臼（这四个字啊，太牛逼了，简直是发愤图强么）。陈氏产一男，生而呪之曰，汝若不除铁臼，非吾子也。因之名曰铁杵（kuso……）。

   5.中国人自己的《南京·南京》

    都说日本人狠，中国人自己灭起自己人来也不带手软的。梁元帝大宝三年，江陵城陷于西魏，史载：“乃选百姓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皆杀之。” 《冤魂记》里面有一则《江陵士大夫》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事情。原文说：“江陵陷时，有关内人梁元晖，俘获一士大夫，姓刘。此人先遭侯景丧乱，失其家口，唯余小男，始数岁，躬自担负，又值雪泥，不能前进。梁元晖监领入关，逼令弃儿，刘甚爱惜，以死为请，遂彊夺取，掷之雪中，杖捶交下，驱蹙使去。刘乃步步回顾，号叫断绝，辛苦顿弊，加以悲伤，数日而死。”这段写得清简有力，笔法冷峻而动人，端的是好文字。

    6.敦煌本的一则小记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卷三考证写本《冥报记》就是后世所谓《还冤记》。提到在写本上有书写者的一则小札记：“中和二年四月十八日，下手镌碑，五月十二日毕手。索中丞以下三女夫，作设于西牙碑毕之会，尚书其日大悦，兼赏设僧，囗已下四人，皆沾鞍马缣缃，故记于纸。” 刻碑还是个挺隆重的事儿，要办个宴会，而且宴会的承办方是和尚。这则小札记实在是一则很好的唐代社会生活史料，很亲切。

二战的大背景下面，一段家史，一段情史，造就一个民国女子给我们看。一篇小团圆，倒像是証了苦集灭道的圣谛，皮肤脱净，把这远在尘俗外的临水照花人，一把揪住领子，拖将过来，直到眼前，眉眼无不清楚分明，直到骤然见了平时不甚分明的毛孔色斑，吓得倒退几步。

一路读去，故事倒是多多少少有个轮廓，熟读对照记和今生今世的人，猜也能猜到八九分，反而是细节使人留意驻足不已——这张爱玲最后的墓志铭，倒像是陈冠希的春宫照——小帅哥Edison不妨是淫贱无敌小肠陈，再清纯的阿娇，张开腿也一样是黑压压毛扎扎——就像是邵之雍的老虎尾巴和九莉的三角裤，我们之所以心惊肉跳，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在我们自己身上，也长着那么一个。

这个世界本来惯于塑造一些区别于大众的符号，人看不见的往往不是他人的个性，反倒是人同此理的平凡。对异人的阅读欲，虽说不经意间客客气气平添一道距离，却显得隔岸观火隔雾看花别有滋味。不同流俗的打扮，识趣的小幽默，小诗文，小字画，一点恰到好处的刻薄话……就那么一点，就让我们陷入泥潭不可自拔，对着颗七巧玲珑心想入非非，却不记得包着这颗七巧玲珑心的，也不过是一团充斥着欲望的肉块而已。就算不是不记得，又何必非要杀风景？纵然有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非想杀一杀风景不可，却更教人从何说起？说岁月安稳现世静好，不过是黄泥坛子那么撞来撞去，还是不过是子宫颈折断？说张看胡说的传奇后面是和电影导演的情欲，还是四百元一次的堕胎？这种故事，只宜在女作家笔下，却不宜在女作家身上。女作家就该连提着篮子买小菜的时候都有一种华贵，怎么能在上床时还问对方到底有没有性病？天才也只是一袭华丽的袍，脱下来，跟你，跟我，跟谁都没有两样。

显赫的家世，极有文化修养与品位的母亲，优异的成绩，超卓的才华，与汉奸的旷世绝恋，晚年的神秘幽居生活……看看这些词儿，也无怪乎媒体把张爱玲叫做是民国奇女子，她不但属于入得电视剧的那种，而且还非得是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不可。然而奇女子的生活，又有什么是常人没有的呢？家庭的勾心斗角简直就是自家楼道里的事儿，大龄文艺女青年和已婚老男人的感情纠葛也早成了人们不绝的谈资，张爱玲的写作，其范围从来也没超出过自己的小世界。摒去这些扫兴的东西，大家津津乐道女作家对词语的敏感，仿佛这样就将其抽离了那个和我们身边所有女人一样小心眼，爱计较，自私自利，充满着欲望的女人躯壳。人们害怕女作家有着和所有人一样庸凡的一面，因为庸凡就意味着猥琐，绝望。当人们好不容易找到这样一本书，赖以将自己和他人区别开，享受一把偶开天眼见红尘的快感时，怎么能容忍，这只眼，原来也只不过是红尘中的匆匆一瞥？

关上门，关上窗，女作家要的，其实也没比陈冠希多多少。小团圆告诉我们，女作家的成长和所有人一样，也都只是在钱和性这两个话题上惶惑纠结。钱总是不够用，性总是不够爽，文艺青年从来不承认这两点。玩一点文字或语言的的小把戏，文艺青年们站出来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孤独，我们需要感情上的慰藉！然而，这种暧昧的的小情调，本质是什么？前期叫做智力游戏，后期就是推倒在地。华丽妖艳摇曳多姿的胡兰成，也绝不会忘记用一点强，把小护士按倒在自己床上，更不会忘记换换体位，跟张爱玲玩一下69式。语言本身就是口活儿的绝好隐喻。语言的挑逗，是口技，是舌功，两者同样是经验丰富就能使人快乐。也一样都是彬彬有礼的障碍与陷阱。略翻两句胡兰成的情话儿，看看它们多么恰当地印证了维特根斯坦那个著名的命题：不要问意义，要问使用！

无论是广大教主张爱玲还是籍籍无名挂qq的网络小诗人，其饥渴，干枯与阴暗完全没有什么不同。张爱玲从不粉饰男女之情，却免不了去找个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来说说情话；小文艺青年或许绝不吝啬自己的溢美之辞，但心里想的，也不过是躺在床上，搂个光溜溜的姑娘。每天发生一万遍的事情，都在恋爱的大旗下，各行其是。恋爱的表面，是文字障，是语言的使用，其后面哪还有经得起追问的意义？文艺青年迫不及待地恋爱，美其名曰遇见了相对说声“你好吗”的人，在解决生理需要的同时，却止不住地冒着傻气，我们实在是比自己想象的更加愚蠢。

对于总有皮毛渴望的我来说，我承认这世上最好的事情莫过于搂着个光溜溜姑娘睡觉，间或有一法式深吻，如果两人都没有口臭的话。但如果想用语言编织的任何东西去强奸对方的思想，事情将会变得糟糕透顶。可是，没有语言的插入作为先导，姑娘怎么会心甘情愿被文艺青年插入呢？因此，这始终是个悖论。文艺青年也因此注定要受煎熬。张爱玲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一点，她只不过是先前愚蠢了那么一下，然后徒劳地找补了半辈子，最后到了小团圆，一样是找补不回来。这世界总不会是文字与名相构成的，什么锦绣文章也遮不住自己在钱和性这两个话题上所表现出的怯懦与无能。张爱玲性冷感，胡兰成滥性，都只不过是因为这玩意儿绝非语言能粉饰，能控制。这两人都拼命要写一本知我罪我的春秋给自己挡脸。结果当然都没挡住。当然，广大教下的文艺青年就更挡不住，不得不祭起种种借口来掩饰自个儿的渴望与卑微。当文艺青年们在对着光溜溜的姑娘脱下语言的兜裆布的时候，到底敢不敢断喝一声，我他妈想要的，就是这个！

螃按：昨天刚写完张大春那一篇，结果今天就发现一个绝妙的例子。历史到底和真实有什么区别？下文里面所记载的书真的都不存在么？或者它们躲在某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正嘲笑我们的无知，愚蠢，孤陋寡闻？

    在王嘉的《拾遗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的前夕，有一队人马悄悄行进在通往洛涧（注释1）的山路上。这队人马大约有800人（袁竣的《晋阳秋续编》说有1500人），带队者是王蓬将军，一个玄学论者。他奉命支援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后者正在淝水附近的洛涧，与前秦苻坚的先头部队作战。由于行军中出现了某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王蓬的士兵赶到洛涧时，那里的战斗已经结束。
　　他们在临近洛涧的一个叫芒阳的地方，整整误了三天。关于行军耽搁的原因，在后来的杂史笔记中，有过零星的记载，但都不甚周详，说法各异。唐人李淳风在其著述的《六朝遗事》（卷七）中称：“时淝水战起，王蓬率北府兵趋洛涧，援牢之部。夜至芒阳，有敌偃旗潜行于山道。蓬疑为苻坚军，遂命军士以弩箭攻之。敌军哗，少顷，有器鸣响，火焰出，声震于野。蓬军有中火焰者，遂仆地，血流不止。”
　　看来，在抵达洛涧之前，王蓬的军队已经和敌人相遇。不过，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所遇到的敌人，并不是前秦苻坚的人马，而是一支不知从哪溃败下来的军队。南朝沈约的《建康杂记》中的这段记载似乎更有价值：“初，天光昏暗。后火光起，观敌旌旗已残，上书‘常胜军’三字，依稀可见。敌军士弃盔者，皆黄发，鹰鼻陷目，仿若胡人……”
　　按照我们推测的情况：当时，由于战事吃紧，王蓬下令让士兵星夜兼程，直趋洛涧。是日，行至芒阳（今安徽霍山），天色已晚。前军已点燃火把，蜿蜒前行。就在这时候，一队形迹可疑的军队突然出现在不远处的山道上。当时，有可能发生了下面这样的对话。
　　谋士：怎么回事？不会是秦军来袭吧。
　　王蓬：妈的，你慌什么？
　　谋士：将军，它好像朝我们这边过来啦。
　　王蓬：熄灭火把，弓箭手准备。
　　随后，王蓬率领士兵埋伏于山路两侧。当那一队形迹可疑的人马进入包围圈后，王蓬下令乱箭齐发，其势如蝗。这是一次真正的伏击。随后的情形，一如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寇多中箭，仆于马下。”但是，让王蓬大伤脑筋的是，当那队人马回过味来时，随即使用了一种奇怪的火器，王蓬的士兵伤亡不少。这时候，谋士灵机一动，出主意：“何不用火攻？”王蓬马上采取了这个建议。他的士兵掷枯枝于山道上，后以硫硝裹布，火箭攻之。由于地形有利，山风乍起，加之夜色掩护，很快，王蓬的军队又占了上风。不久，我们便听到一阵欢呼，被夹在山道上的那一队人马已经竖起白旗，表示投降了。
　　《拾遗记》与同时代的《搜神记》一样，多记叙荒诞不经、道听途说之事。唐朝方士李淳风以写作预言集《推背图》而著称，其晚年的著作《六朝遗事》当中，也自有演绎成分。但是，《建康杂记》对以上轶事亦有所记，值得我们关注。我们都知道，该书的作者沈约以诗著名，是南朝齐梁间的文坛领袖。又曾作《晋纪》八十卷，堪称良史。其作《建康杂记》以严肃著称，加之其生平年代与以上轶事发生的年代比较接近，所以，我们不得不犹疑。
　　根据其书中描述，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断定：东晋北府兵将领王蓬所遇到的那队人马，正是从江阴华墅溃败下来的由英国人戈登（注释2）率领的洋枪队（又称“常胜军”）。时间是1864年月3月31日。据许文佑先生的《天平战纪》记载，这年3月，戈登所率领的洋枪队在江阴华墅被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击败，800人被歼。戈登率领残余的200余人，沿江而退，“至霍山（晋时芒阳），遭袭，戈登仓皇逃逸。后转赴苏州，重募士兵，会合李鸿章，攻击常州太平军护王陈坤书部。”一向以著述严谨著称的许文佑先生，在这里含糊其词，并没有说明戈登是被谁所袭。
　　东晋时代的王蓬为什么与清朝末年的英国人戈登在芒阳相遇？没有人能够做出解释。但是，我们可以想像当时的情形。由于士兵多中箭伤，加之一路溃败下来，身体十分疲惫，尽管有毛瑟枪在手，但在火攻的面前，戈登的士兵很快放弃了抵抗。王蓬率领他的北府兵军士包围了上来。他们重新点燃了火把。借着光亮，王蓬和他的士兵，清晰地看到了一张张奇异、惊恐的面容。这时候，清凉的山风徐徐吹过，王蓬和戈登，以及他们的士兵在历史的深处，感到一阵巨大的眩晕。
　　由芒阳到洛涧，只有半天路程，在沈约的《建康杂记》中记载：“越三日，蓬始抵洛涧。”到达战场时，北府兵名将刘牢之已经胜出。王蓬晚到了三天，在遇到戈登之后的三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王蓬和戈登是否有过交谈？又聊了些什么？他的800名士兵去哪了？我们不得而知。
　　在其他古籍中，如《北梦琐言》、《梦溪笔谈》、《幕府燕闲录》，对这类令人匪夷所思的奇闻异象也有零星记载。关于王蓬，沈约的《晋纪》中有这样一份资料：“蓬，栗水人，北府兵将领。初随谢玄，为牙将。淝水战起，以重任，率军趋洛涧。途中误时。抵洛，牢之已胜，转赴淝水。有战功。过随功抵。后死于桓玄之乱。”
　　[注释1]：洛涧，又名窑河。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的前哨战——洛涧之战即发生于此。《晋书·刘牢之传》载：前秦苻坚遣梁成率五万人屯洛涧，谢玄遣刘牢之以精卒五千拒之。时秦军势强，晋参军刘袭、诸葛求欲静等王蓬援军，再图攻之。牢之不许，趁夜渡水，斩梁成及其弟梁云等秦将，又分兵断其归津，秦步骑奔溃，争赴淮水，抛尸一万五千具。秦晋洛涧之战，晋广陵相刘牢之兵贵神速，不待援军，以五千之卒大败前秦五万之众，为晋军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注释2]：戈登，生于1833年，毕业于英国军官学校，1860年参加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和北京，1862年到上海，率领英军多次进攻上海附近的太平军。1863年，在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指使下，接任洋枪队“常胜军”统领。1864年5月，他配合清军攻陷常州，清政府提升他为提督，不久，赏穿黄马褂。同年11月，戈登返回英国，后任苏丹总督。1885年1月，戈登被苏丹人民起义军击毙于喀土穆。
　　

      如果历史学家下了岗，那么什么职业适合他们，让他们得以有机会响应一下刘欢那首著名的《从头再来》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不错的建议则是私家侦探。正如某位仁兄将余英时那本《方以智晚节考》评价为最精彩的侦探小说那样。历史学家的工作，本是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叙述与记载中，勾剔细节，梳理理路，凝聚起弥漫于空气中的流言以成其论述。不但如此，一个成功的历史学家还要像一个侦探熟谙山川地理，世态人情，风物习俗甚至是神学，数学，物理，化学，医学，植物学等等各类琐屑知识，才能从白纸一张的文献中，惟妙惟肖地剪出一个立体的古代社会，巧妙地将所牵涉的事件嵌入，把一件早已缄默于街头巷尾的疑案原原本本呈现于人前——当然，如此聪明的历史学家则也免不了其狡狯，悄悄地在自己的讲述中夹带些私货，以期鱼目混珠——从而为后代历史学家造成新的疑案，教人颇费思量了。

     这样的历史学家不免又让人想起另一个职业——小说家。实际上，当我们查一查小说的家谱时，就会发现其与历史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小说者，仍谓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背于儒术者矣。后世众说，弥复纷纭，今不具论，而征之史”。而将小说称之为“稗说”也正是取其外于大米小麦的正史之意，当然，这也是张大春那本《小说稗类》之所以得名处。

     历史与小说之间本是一线之差，就像《桃花源记》不妨被陈寅恪用来说明北朝的坞壁，而《夷坚志》也可以作为宋代经济社会史的重要材料一样。而巧妙羼入历史中的小说则悠然自得，获得了其双重身份。且不说Uberto Eco在其小说中所构筑的真伪难辨的世界，先讲讲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小说——《古文尚书》的故事。

    《古文尚书》疑案的侦破，经历了从宋代到清代的漫长过程。《尚书》所说，本来就是在考古学上所谓于古无征的历史。而《尚书》却能纪录其禅替，职官，朝聘，祭祀。所谓三代世界，就是个活灵活现却又迷雾一团的世界，像什么呢？……啊，就仿佛是张大春笔下的那个竹林市。正如张大春所说，“竹林”，有如一面白白淨淨的牆，被徐老三的散銃打上個千兒八百發彈丸，每个弹痕都不是竹林，而每个弹痕又都是竹林市。事实上，若是我们相信陈梦家的“夏世即商世”之说，难道我们不能说，夏朝就是那广阔的殷墟，每一处遗址都不是夏朝，而每一处遗址也都是夏朝么？又何必二里沟，又何必如鸟头先生所云，大禹大禹一只虾？

     然而，就算大禹仅是个传奇，《大禹谟》却不可或缺，如Eco一样博通他所处时代所有学问的王肃，从《荀子》里面找到了如此精妙的十六个字，自然是迫不及待地放入了他所创造的历史中。并且成了理学家代代心传，自谓得古人之秘的不二法门。王肃的小说游走于历史沉重的身体间，时不时投来轻蔑一笑。稗草般的小说从来不像历史一样强调其合法性，它大声地把自己说出来，斯人斯事，确凿有征。空留历史学家伫立迷瞪。

     小说本身并无需小，甚至可以有比历史更宏大的叙事，家国天下，信手拈来，稍稍装入一些背景，便与Hayden White的叙事历史相去不远。张大春可以写从晚清到民国的江湖，写漕帮，写蓝衣社，写军舰上暗藏的二十万两黄金。它们一一印合于其余的历史记载，却又有着不同的连缀，或者用White的名词，不同的情节化模式。这到底是真，抑或是假？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外，却是令人颇费猜疑。

      不妨说回《古文尚书》，这部疑云密布的历史在一千年之后遭到了天才学者阎若璩的拷索。按照钱大昕的记述，阎若璩二十岁时候读到《古文尚书》，就“即疑其伪”。于是便写成了《古文尚书疏证》，花了三十年的时间，于是“乃尽得其症结所在”。阎若璩细细梳理其文字，一一验其出处，再对照其内在理路，寻找叙述间的矛盾。而《古文尚书》终因其抄撮之痕以及内在舛漏矛盾，被阎若璩抓了破绽，一举驳倒。仿佛西游记里说的，历史就地打了个滚，便变回了小说的原形。

      历史与小说的关系到了福柯那儿成了个强命题，一切历史不过是互相关连的话语的网络。无论历史与小说，其叙述已经让位于叙述的动机，而历史与小说也都成了平等的材料。被攻破的《古文尚书》失去了其权威，而未攻破的《竹书纪年》《越绝书》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史料价值。事实上，无论后世如何精密地编织叙事，最好看的历史还是司马迁那写得栩栩如生的《史记》。而张大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如此可爱。还记得那个戴震质问塾师的故事，千年后的朱子何以知千年前圣人的想法。其实何必不能知，朴学家们有些时候还是太认真。